第四章　爱情果结孟定街（上） /李昌玉文集

一年两个月前，1938年12月，盛胜保和七个同事，从祥云县城到公郎镇时，别人坐轿子，他却“偏要骑马，一则我不怕累，二则我最不高兴坐轿子，与我以前不高兴坐洋车一样。这也许是有点人道主义的意思”，因而博得了孙国良的好印象，为他介绍了一位天津的大小姐邵芳。他和邵芳仅仅通了几封信，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我在爱你”、 “我也在爱你”，可谓是“一信钟情”。说它是传奇也罢，说它是浪漫也罢，反正是对于这位26岁的光棍汉来说，是莫大的幸运与鼓舞。

现在，他们总段要调往一个新工地孟定镇。公郎到孟定，以未来的铁路里程计，不过300公里左右，大约和沪宁（上海南京）铁路的长度差不多，但因为云南地广人稀，从公郎镇到孟定镇之间，中间只间隔了一个云县，但步行起来却是山高水长路途遥远。走驿道，几乎是直向孟定走去，需要走15天。自然也可以坐汽车，但先坐轿或骑马或步行五天到保山，再沿滇缅公路，乘汽车，先出国，经过缅甸的腊戍，再折回，也需要半个月。

经过一年来的组建，工程总段的职工有了一百几十个人，许多是陶述曾从广西带来的原湘桂铁路的班底。其中有120人是“职工”，即工人。他们没有资格坐汽车，但最主要是没有这么多汽车。他们必须赶着骡马，携带工具杂物步行。谁来带队呢？又是这位盛胜保先生自报奋勇，勇挑重担。他说：

　　“我们一行人有120人。因为比我高或与我同等地位的人，都推辞不去了，都由‘大理’绕道坐汽车（因为那里舒服，而且那里的调差旅费可以多报一点），所以我就担了领队的责任，这是又苦又得钱少的‘生意经’，我不想躲避，我预备多吃些苦，少拿些公家的钱，于是就来了。我们有四架滑杆，67匹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排起来有三里路长，路的难走是意想得到的，我们要踏平这崎岖的路。路上要走15天，

　　“这可不是‘多吃些苦’啊！少拿一点钱，可能一些人容易做到，但是如果要步行15天，而且还要带领120个人，责任之大，麻烦之多，谁能够想象得到？从一个铁路工程人员口中说出‘我们要踏平这崎岖的路’，就是发自内心的豪言壮语了。四架滑竿中当然有一架是属于队长大人阁下的。他说：

　　“本来我打算骑马，为了公款，钞票装满了一手提箱，只得坐了轿子（本地人叫滑杆），箱子就捆在滑杆上。坐滑杆是‘人压人’的举动，看着他们上山的时候在喘气我还坐在上面舒服，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滋味，也许我们修成了铁路不会再有‘人压人’了吗？不会的，别地方还是有的。总坐在滑杆上不过意，于是下来跟着走，因为没有预备走路，所以穿了皮鞋，走了一大半路，把脚磨破，今天换了草鞋才好。抬滑杆的人本地人是看不起的，抬的人都是四川来此流落了不能回去的，他们都是光棍，虽然给他八块钱一天的工资，但他们都吃光用光，一辈子不能翻身。”

古圣先贤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世上不乏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位盛胜保先生却真是一位可爱的身体力行的人道主义者。他从语言到行动，都堪称“巨人”。他坐轿子怕“人压人”，心里过意不去，宁可磨破脚，也要自己走。这一次，连马也没得骑的了。至于满满一箱公款，他是绝对不会私“吃”一分钱的。我本想以出污泥而不染誉之，但他却并非是生活在“污泥”之中。

其实，抬轿子的人，他们是出卖劳动力，不受“压”，哪有饭吃？抬轿子和抬箱笼有什么两样？轿夫们只图赚钱活命，何曾有受“压”的心理感受？推而广之，这还只不过是有形的可见的“压”，天下无形的不可见的“压”多着呢！好在盛胜保也只是在心中想想、信中说说而已，文学家道德家看不惯这“人压人”的现象，发出了悲天悯人的呐喊，革命家则是慷慨激昂振臂疾呼，于是天下云集而响应，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于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痴痴群氓，乌拉乌拉，雀跃欢呼，把“轿子”永远送进了博物馆，360行中似乎永远消灭了轿夫这一行。但是，等到新的梁山泊座次排定，大家一看，坐轿子的人依然有，抬轿子的人不能无，只不过是主客易位而已。有形的轿子好消灭，无形的轿子天下何其多也！大概诚如列宁号脉所说，知识分子就容易感染“左”倾幼稚病。盛胜保者乃其一也。请读下面的话，他不是矫情，就是自虐。

　　“我是生性，而且是竭力地寻求劳苦的。我不求什么地位、名利，所以我的将来或许可以获得一点人生经验，但不会与现社会的潮流相合，获得高的职位，所以我不值得让现社会中的人顾及的，因我将劳苦一生，一无所获，这是一个庸人。您也这样想吧？”

这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多发病常见病。生活在这个充满名利的地球，却偏要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可能吗？不了解这一点，就难以读懂中国现代史。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把这些劳什子批得狗血淋头，最后当成精神污染而“清除”。现在，人道主义成了市场上的冷门商品，学术店堂上的花瓶。

２、踏平崎岖的路（中）

只有到了云南，你才知道，云南的山云南的水有多么的奇妙，对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多么值得欣赏。这也正是盛胜保愿意步行的原因。

因此，他在出发之前，就准备了15.8厘米的小张纸片，以便于一路上随时写出他的见闻观感。果然，一过澜沧江，他就见到美景：

昨天走了60余里，过了澜沧江，今天走了70里，一早出发时，我们走上山顶，天气睛朗，但回顾江中，抛抛滚滚的白雾，啊，多么美丽的一幅画！我竟想不出来比喻它的话，坐在滑杆上想了半天，才想出形容它的法子。您看见过弹棉花的吧？他们把棉花用一根弦弹得松了再缝被，在弹的时候棉花弄得一抛一滚，那么您就照这样想好了，而这个弹棉花的地点是一条大江，您是站在高数千尺的山顶上下望！

笔者采访公郎镇之后，选择了经过澜沧江到孟定的路径。那是阳历8 月初的一个早上，站在澜沧江的北岸公郎这边，远看对岸云县那边的丛山间，朵朵白云飘逸游荡，那一座座村寨好象处在神仙世界中，确实是美妙极了。盛胜保把它想象为弹棉花，那是好大一床被，好大一张弓啊！我赶快把这景象摄到了我的相机中。

但是对于盛胜保来说，这毕竟不是一次可以坐在滑竿上摇曳诗情的旅行。琐杂的事务，马上把他的计划打破。第二天，他的信上说：“我本来打算把沿路的风景写一点下来的，谁知人多事杂，还要发工人的工资，一点心绪也没有，只好随便说几句闲话了。”

第四天他们到达了云县县城。从公郎到孟定，这是中途唯一经过的县城。这里住着13、14、15、16总段。因为这么多的人员到来，刺激了云县的经济，居民逐渐增多，商业开始兴旺。但是，云县是最著名的 “瘴疠之乡”。在1933年和1938年受到恶性疟疾的大传染，只有13万人（1932年的统计）的县，死亡高达33,000余人。云县县城所在的爱华镇剩下不足2,000人。家家门上贴着哀悼死去亲人的白纸，新鬼烦冤旧鬼哭，人们谈疟色变，一片阴风惨云仍然笼罩在街市之上。正所谓：“桐棺如织，闹市成墟；户绝炊烟，人缠死气。”（云县防疫委员会的呼吁《快邮代电》）盛胜保说：

　　“我们走这一条路来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气候的关系，生病的特别多。云县去年这一点小地方死去两千多人，多半都是恶性虐疾。我们还不要紧，带的许多工人是免不了病死在路中的。本来我们有一个医师带来的，但结果这医师不肯去了，我似乎对于病的观念浅得很，所以把事情答应下来，领了这样多的人来，现在到了云县，才知道这利害。　”

19世纪末，疟疾是世界性的传染病，每年有300万人死于此病。到20 世纪四、五Ｏ年代，它仍然是中国西南华南广大地区的多发性传染病。这云县是特重病区，在滇缅铁路修建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引起了重视，调派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热带病学专家，亲临云县等地，开展防治工作，这才开始改变了束手无策任凭瘟疫肆虐的状态。这是盛胜保此行之后的话。现在他才发现，这次率队远行，重担在肩，责任重大，成了一次事先估计不足的冒险行动，未免失之轻率。

这次旅行，途中生活的艰苦是不难想象的。他说：

　　“昨天我们中途走到一个地方吃午饭，午饭是在投宿的地方做好了带出来的。问问地名是安乐堂，我又想到您身上，我想这不要是安乐里（按：邵芳住天津伦敦路安乐里）吧？于是坐在一家人家的台阶上，痴想了半天，我想这样苦的生活是没有办法让您过来的，以前我梦想着您能到内地，这时已觉是不可能了，虽然不会象我现在过的一样，但就是到哪一个内地的城市也与天津有宵壤之别的。”

是啊，推己及人，生活在天津的邵芳，能够到这里来忍受这种艰苦吗？

３、踏平崎岖的路（下）

这次长途行军，实际走了16天，于1940年3月23日到达孟定。盛胜保立即给邵芳写信报告：

　　“现在我心里难过极了，因为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您的信，这叫我怎么忍得住呢？我昨天（23日）到了孟定，路中走了16日，我虽是一个要强好胜的人，但也不能不承认这路上的苦楚，这经过真是一言难尽，将来我也许可以慢慢地说给您一些，现在竟定不下性来了。

　　“我不能看见您的信原因，就是孟定根本不能寄信与收信，这里是夷人与卡拉野人的住处，不要说邮局，就是邮差也不到，现在要寄信要走三天路才能寄，收信是更困难，将来我们也许有办法要求邮局设一办事处，现在是只能与您暂别了。这封信我想托一个赶马的人带到云县或公郎去寄，能不能到您手上还是问题。想到这里我不免悔恨，我愿受更大的苦痛，但为什么把同您通信的幸福也不准我有呢？难道我一生不应该有享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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