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魂”毕可祭 /李昌玉文集

敦煌有个千佛洞，千佛洞里有着中华民族的千年瑰宝──数量庞大的壁画与彩塑，尤其是1900年发现了一个贮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经洞”。但是由于无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考古学家”从一个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买”走。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于 1944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千佛洞实行研究与管理，经过易帜之变，常书鸿风雨不惊，所长照当，经过“忠诚与老实运动”的考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解放前进所的李承先做了党支部书记。1957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台风，也横扫到这个惊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并不远，敦煌千佛洞里，上演了一场摧残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的话说： “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

敦煌从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人们推举出两个具有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两朝的所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一个是1956年进所只在敦煌工作可能只有一年稍多的画家毕可，人称“敦煌魂”。

这里，我要记叙的是被称为“敦煌魂”的毕可在反右运动中的惊天大悲剧。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肃省著名的劳教农场夹边沟劳改，但是20几年后人们发现，省委并没有批准“右派分子毕可的呈批报告”。作为打他右派的所长常书鸿和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夫妇，隐瞒省委拒批的实情，没有把毕可调回平反，因此使毕可饿死在夹边沟。毕可当然不可能知道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对于毕可的遭遇，人们分外同情，也分外愤慨，尽管他在敦煌工作的时间很短，但却是他的许多同事的遭遇的缩影，所以称之为“敦煌魂”。

这样的悲剧，在55万右派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比较罕见，却有力地反映了这个政治运动的特点。请大家阅读的时候思考：为什么毕可会打成右派？

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采访到1948～1952 年间毕可的领导、战友、同事高芒和石可等等人，还电话采访了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并埋葬毕可的宁里。请让我大体按照我了解毕可的过程，来叙述这个悲剧，揭示这个悲剧，思考这个悲剧，以此来祭奠遥远沙漠中玉门关附近的那个冤魂毕可！我和毕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宁里等人，我们作为共命运的右派分子，遥向毕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们要把他的千古奇冤，报告给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运动和专制制度的丑恶、邪恶、罪恶本质！

安息吧，毕可！

2、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一年多以前，我从网上查到毕可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说他生于 1930年，卒于1960年。“鲁艺”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死在那里。范华说：“其实他人不错，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仅此而已。范华是事务员，老职工。〔１〕我推测，从毕可1930年出生来看，有可能是解放前进所的人员。

3、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最近，我从网上查到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血泪铸敦煌》，对毕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达是这样记叙的：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准确地说是沈阳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被打成了‘阶级敌人’，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之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了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为了安慰他的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捡来一颗颗红色的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２〕

由此可知，毕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誉。这个美誉是由他的亲人、学生加封的。

4、1948～1950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5月16日，青岛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刘禹轩到北京走亲访友归来，路过济南，光临寒舍，扯东谈西。本来他们都要告辞了，不经意间，我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说起敦煌的反右运动，说起毕可。高芒说，她认识毕可。这样的巧事，让我喜出望外。于是她又坐下来继续说毕可：她在北京参加一次饭局，巧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因为这本书是写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故事的，就问和凤鸣，“有一个叫毕可的人，你可知道？”因为高芒曾经和毕可共事过，后来只听说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夹边沟。和凤鸣说，“我在书里写到了，你没有读？”高芒说，“我是在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刚开始看。”于是，和凤鸣介绍了毕可的情况。

现在，我先写出高芒的回忆。

高芒是青岛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忆中，向我介绍了毕可：那是 1948年，高芒在胶东文化协会机关编辑刊物，文协还有下属组织文工团，都住在莱阳城南村，在一个大灶吃饭。毕可是胶东半岛尖端的荣成石岛人，文工团的美工，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有点小学文化，会画几笔宣传画。毕可因为年龄比较小，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以作风吊儿郎当自由散漫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窝一窝，塞到雪堆里去冻，冻过之后，再撒泡尿用尿硷杀，毕可还得意地说那样就把虱子杀死了。那种极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就是在当时那些比较自由散漫的文工团员中也是属于异类。

后来进了青岛，毕可先后在文联美术组和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统，还有见面的机会。后来知道他和一个纺织女工结了婚。不过，进城后，美术人才多得很，毕可的那点本事就差远了。这恐怕对他刺激太大，去了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上学。按照文化水平，毕可恐怕难以上大学，但是，他在专业上，毕竟糊弄了几年，比那些高中生绝对占先，那时考大学，考艺术院校，当然和目下几十个录取一个的情况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毕可形象。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呢？实在费解。

5、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王野如是说毕可

随后我到青岛旅游，拜访高芒，从高芒那里得到一本《胶东文协文工团建团六十周年纪念历史影集》，其中就有“毕可即毕远来”的照片，大概是他20来岁时的照片，椭圆形的长脸，长得稚嫩清秀，浓浓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没有仔细梳理，具有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都有的那种不修边幅的特点。

这本影集附录了通讯录。我先后通过电话，找到在青岛和济南的十来个人，但只有四个人和毕可同事过，并且留下了一点印象。王野说，他在文工团只有几个月，关于毕可只留下一点印象，就是作为美工，毕可还是非常好的，工作积极，待人也很热情。总之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人。

6、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宋萍如是说毕可

我打电话寻找住在济南的原胶东文工团的团长包干夫。他的夫人宋萍接的电话，说，包干夫已经年事太高，无法述说这些旧事。当时宋萍也在胶东文工团，但他那时年纪太小，只记得有个毕远来，不过她记得毕可开始和文工团的大多数人调拨到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以后又从北京转回青岛。仅此而已。他向我推荐去找蓝瑛。

7、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蓝瑛如是说毕可

蓝瑛如今是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的教授，当初是文工团的导演。她还记得毕可是一个中等个的青年，人很活跃，热情，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她完全不知道毕可后来的去向，因此当他知道我是要打听毕可的时候，很急迫地希望知道。说起反右运动，蓝瑛就激动了起来。她说，她自己差一点打了右派，弟弟打了右派，哥哥加上反革命。到了文革，一开始，她和丈夫，当时都在山东话剧团工作，就被揪了出来，父母死于文革的折磨。从心灵到肉体，他们全家都受到残酷的摧残。对于我写作毕可，她一再表示支持，希望我把历史记载下来，留给后人知道。她希望知道毕可的妻子和后人情况。当我告诉她我的电话正受到骚扰，每隔一分钟响铃一次，此时通话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杂音就可能是在监听，她说，希望他们能够监听，听到我们的通话。她越说越气愤地表示，她不害怕。

8、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韩同文如是说毕可

韩同文说，他和毕可在一个分队，都是美工。本来胶东文工团都调拨到空政文工团，毕可身体不好，有很重的关节炎，所以又回了青岛，以后就到了石可手下。小伙子人很好，可能身体不好，不讲卫生，衣裳脏了挂到雨里淋。

9、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高芒说，对毕可知道得最清楚的要数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现在是在济南、还是在青岛。第二天，她打听到石可正在济南住院，因此前去医院探望了卧床的石可，并且联系了我去采访的事宜。

关于石可，上网查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无可，号未了公，山东诸城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肄业。功书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据之学，师从考古学家王献唐，先后加入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1991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已出版个人版画集《人民的新时代》、《石可版画集》、《鲁砚初探》、《论语言印》等。系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总之，石可是山东艺术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骑车前往山东省中医院病房采访了石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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