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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违宪审查（下）
此次“要求彻底废除《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全球网民大签名！”运动的主将陈永苗在自己的宪政博客上，对于爱琴海维权的“去政治化”作了自己的阐述：
“爱琴海维权”去政治化是一场“核聚变”
陈永苗
3月28日我作为爱琴海维权违宪审查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我提出中国民间维权工作出现了两种导向：一是由高智晟律师领导的通过绝食把维权政治化的导向，另一种是把政治和法律事件纳入法律框架下解决的导向。我本人更倾向于后者，希望这次的违宪审查能够赢得道义上的支持，并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解决。
我说：“我们的违宪审查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是我们在人心上和道义情感上还是有合法性的。我觉得法庭的判决除了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之外，还应该让人服，也就是道义上的效力。既然当局不肯做这样的违宪审查，我们没有办法在宪法审查上获得法律上的强制力。但是，我们可以从道理上由民间来完成并提供道理上的违宪审查。”
在一个后极权时代中，一方面是政治不断法律化，同时保留人治的特征，原来笼罩一切的黑洞政治还在辐射；另一方面已有的法律领域也不断政治化。作为民间力量，想把宪政中国带到当下的民间力量，就要在这种漩涡之中找出自己的诺亚方舟：一方面不要不自觉和中共当局一起摧毁中国法治的进程，另一方面又要适当“政治化”使抗争力量最大化。
在《他们心中没有人民》一文中，我提出用法律包裹政治，把法律作为防弹衣穿上，而不是赤裸裸地上阵。民间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并不一定都要化作政治呼吁，可以用法律诉求来表达，效果更好力量更大。如此是把宪政中国带到当下，把自由中国带到跟前，用法治和法律穿透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方法批判过去，维护现在，塑造将来。
维权律师的兴起，很大原因有台湾海峡对岸民进党“美丽岛事件”律师的历史作用的刺激。从台湾的经验来看，一个律师及其符号价值，为自由事业的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实在得多。我每每读丁子霖老师的公开信，心中就涌出一些慈祥而语重心长的词，我想这是丁子霖老师没说出来的话：维权运动为了长期利益，而放弃短期的，希望能够看的长远一些。
中国民间存在着三种政治化走向，一种是丁子霖老师和我描述政治法律化；一种是我的朋友王治晶所表达的： 既然中共的是政治的，我们也应该政治的，麦芒碰毛尖；最后一种是政治妖魔化，用无耻和说谎来对抗。第一种和第三种有些互相批评和冲突，我在《他们心中没有人民》批评的是第三种。第二种属于有些问题没有厘清。
民间不可能是不讲道德底线的，那么第三种只会坏大事不值得讨论。值得讨论仅仅前两种。我想分析一下代表着89人很普遍认识的第二种。
一、意图伦理。王治晶所描述的政治化情形，尤其是对民主运动打压，比较准确。但是对策呢，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不能赌气的，不能意气用事的。有的时候良好的动机，并不能带来良好的效果。
二、与第一种交叉。第二种可上可下，既可以归入第一种，也可以被第三种扭曲。第二种是情绪性的，是心理条件，而不是行动的指导原则。行动的指导原则应该是理性，而不是情绪，即使你很不情愿，那情绪也不能主宰。行动需要的是行动者放下自己，放下情绪。第一种希望政治化通过法律运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穿上防弹衣的政治化，是更加强大的，是第二种的升华，从情绪到理性的升华。而且第一种在极端情形下也承认第二种心中渴望的那种力量。
第一种不过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有个网友用砍柴和烧火来形容很恰当，当柴还远远不够的时候，就埋头十年砍柴。目前离开敏感区域，去重建公民社会，目前敏感区域明知到达不了，为什么要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去碰呢？为什么就不能去建立敌后根据地，而是去决战呢。
米奇尼克、哈维尔论维权运动
维权去政治化遭受的最大的攻击是没用、软弱，而且当局不会让步，只要就是来自持第二种看法的人。这些攻击值得对待。
第一，维权运动是面向人民的抗争，拒绝依赖当局。
持第二种看法的人对行动价值的判断，很大程度没有切断与当局之间的精神脐带。一方面极为坚硬地反对当局，另一方面又把自己行动的价值建立在当局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上。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当局在他们眼里很重要：没有敌人就没有自己。
波兰维权运动的精神脊梁米奇尼克在《新演进》批评指望“从上面”来解决问题的做法，批评他们倾向于面对权威而不是面对公众说话，一方面心底希望有一个开明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又极力诅咒。
米奇尼克还说，新的形势要求必须发展出一套面对公众而不是面对当权者的表述，告诉人们每一个人自己该怎么做，而不是对当权者说如何改进他们本身。他希望希望社会立即和直接接管起自己的命运，扎根于生活的领域，只有谈判的时候才和政府打交道。
米奇尼克相信，他们作为反对派与过去的改革倡导者不同的是如此的信念：渐进的纲领应该面对的是独立的舆论，而不是极权政府，这样的一个纲领应该为人们提供如何行动的建议，而不是政府如何改革的建议。
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们的行为都是一个个富有意义的起点。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开始，并且可以马上就去做。任何人任何起点认为都有自己的理由，过程和收获。没有权力中心，不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意志做领袖。这样从整体上，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用开放性在共同理念上聚合起来，独立生活中呼吸共同的空气。
哈维尔说维权运动独立的首创性吁求隐藏的领域，表明“生活在真实中”是人和社会的另外一种出路。维权运动的参与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们不是社会的先锋和精英、不是先知先觉者，维权运动们不想做任何人的领袖。维权运动不用谁带头人，无处无人不是增长点，无处不是中心。没有一个中心，谁都可以进入维权运动，也可以随时退出。无中心也就是具有无数中心。古龙说，空门多了，就没有空门了。
哈维尔也说这些维权运动的外部目标和走向，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权力结构，起码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影响。维权运动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是以间接方式来影响权力结构，因为它主要关切的是社会隐藏的领域，例如被遗忘掉的人们，而不在于在现实权利的层面与政权直接冲突。它努力为生活拓展更多的空间，帮助公民的信心，粉碎假象世界。
第二，维权运动大大降低参与的门槛，指向重建公民社会
不管是来自老一辈对文革政治的恐惧，还是新生代沉湎于世俗享乐，或者恐惧政治运动而造成的冷漠，都对维权运动的参与程度产生影响。维权运动如果政治化，一方面显示了勇气，另一方面抬高了门槛。维权运动政治化就像机关枪，没有职业军人用不起来，平常老百姓只会用大砍刀小米加步枪。如果平常老百姓受到侵害都能奋起抗争，或者拍案而起该出手就出手，那重建公民社会指日可待。
不要抱怨并且侮辱平常老百姓没有觉醒冷漠，没有抗争观念。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只有一亩三分地，你有妻儿老小，你生活在政治高压当中，又没有渠道可以说话，你会做得比他们好么？并不是道德上不高尚，而是形势所逼。趋利避害谁都这样，侮辱平常老百姓恐惧政治高压而冷漠，并不是启蒙呼唤得起来的。在道德上谴责民众犬儒，是一个非常愚蠢，非常不负责任，非常没有效果，非常没有理性的政治幼稚做法，不仅不能刺激起来，反而造成反感：看起来就像吃人血馒头的。
就像丁子霖老师在公开信中所描述自己的行动，维权运动应该诉诸平常人心，例如母爱，例如亲情，例如朴素的正义感，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这才是威力最大的。维权运动向人民呼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在市民社会内取消独裁赶走专制，最后独裁专制就桶底脱落了。
哈维尔说，维权政治化不但面临强大镇压，而且会受到社会本身的反对。当局就看中了这一点，其宣传机构一直把“恐怖”“威胁”“阴谋”强加在维权运动头上，谴责这些运动采取非法和密谋的方式。受到社会本身的反对虽然我们不情愿看到，但这些是事实。这些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的。
让人民起来抗争的，并不是高尚的情操，而是柴米油盐。财产权就是当下中国抗争最主要原因，不管是国企非法改革中的工人，还是城镇非法拆迁的农民都为财产权。据报道，75%的村民上访都是为了村委财务不清，而城市大规模大数量的业主抗争，也是为了财产权。所以不是启蒙，而是维权，去保护老百姓已有的房产不丢，已有的工作不丢，已有的财产不被贪污，才是知识分子要干的活。启蒙能填饱肚子么？
第三，法律虚无主义只会是当局不自觉的帮凶
维权运动去政治化是暂时沉潜下来，聚集力量，难道不比维权运动政治化一时勇敢而实际上有负面作用好么？维权运动是建立在一个事实或推定之上：当局不可能依法，不可能有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事实或推定之上，我们为什么要利用其法律呢？是因为这种做法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是我们目前的最佳选择。
所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当局如何，是否残暴，是否尊重法律，而在于我们如何才最理性的，如何力量最大。当局已经不可能同意把自由空间给予维权运动，但是我们要创造自由空间。宪法和法律之下的维权，去政治化就是创造空间。
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第17节说，在苏联阵营的“持异议者”中，人们通常采取捍卫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方式，正像各种官方文件里所拥有的，诸如《联合国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宣言》、《赫尔辛基条约》以及各国宪法。这些人的工作是建立在法治原则的基础上，不但坚持他们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并且坚持尊重法律是他们的一项主要目标。守法原则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构架和出发点。
哈维尔说，维权运动从未来的抽象政治构想转向具体的人们，保卫他们当下的利益，这种态度自然与一切扛着“为美好未来”旗号的暴力格格不入。维权运动深信，用扛着“为美好未来”旗号的暴力的未来，只会比现行制度更糟。维权运动并不是因为暴力的改朝换代过于激进才加以回避，正好相反，回避的原因是暴力显得很不够激进，用暴力太小儿科了，单凭暴力无法解决问题。
扛着“为美好未来”旗号的暴力与现行制度是一路货色，前者是女性奴的，而后者是男暴君的。暴力的华美歌声不过是被顺奸时的呻吟。呻吟的背后是墨守成规，不切实际，机会主义和完全是误导。哈维尔说，人们坚持不懈的诉诸于法律，不仅是有关人权的法律而且是全部法律，表明它并不对法律存有幻想，他们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因为现行制度非得做出遵纪守法的样子，于是不得不对诉诸法律的呼声做出回应。朋友宁波牧神在我的宪政博客上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本身就是恶法，现在的问题是法是上流社会的奴才。我的回答是：所以问题是如何改变它，而不是单纯的抱怨和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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