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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炮灰——读哈金《战废品》
康正果
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之際，共產黨還沒做出什麽讓民衆看好的事情，是因爲國民黨政府太不被看好，國人才把盼好的眼光轉移到共產黨身上。共軍乘時勢之良機大獲全勝，他們說他們解放了全中國和老百姓，老百姓也就以爲獲得了解放，連投誠或被俘的國軍官兵都在學習文件，接受教育，滿以爲把舊軍裝一脱，就都納入新體制，去跟全國人民共創建國的大業了。哈金在其新作《戰廢品》中講述的人和事即從這一可喜的起點開始：那時新社會剛宣佈建立，未來似乎充滿希望，但時局尚在變化之中，整個的前景並不明朗。講述者俞元就是小説的主人公，他小時曾就讀教會學校，稍通英語，後入黃埔軍校受訓，還沒畢業，又隨投誠的國軍編入了共軍。
從國軍投共到共軍投臺
特設計出這樣一個早年就濡染過西方文化的前國民黨軍人，讓他以回憶錄的形式來講述自願軍戰俘在韓戰中的遭遇，哈金的架構安排可謂用心幽微而意味深遠，但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限於英文寫作，為貼近讀者而採取的敍述策略。俞元在從軍經歷上的二重性顯然體現了國軍與共軍之間某種亦彼亦此的關係。特點出這兩支敵對的軍隊亦彼亦此，蓋有兩層意思要稍加論說。一是要說明兩軍在人員組成上相互更替和反復交錯的事實。從淵源上看，共軍本是從國軍中分裂出去的一股反叛勢力，隨後不斷分化和瓦解國軍，進而發展壯大起來。内戰中解放軍接連獲勝，一批批投誠或被俘的國軍經過改編，又進一步增多了解放軍的兵員。俞元的個人經歷首先涉及到這些降卒的遭遇。隨著故事的展開，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國軍官兵並沒在投共後過上安生日子，突發的韓戰很快就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濃墨重寫俞元赴朝參戰，很有代表意義，據有關資料記載，韓戰初起，共軍司令部首先就把華北、東北的國軍投降部隊連鍋一端，統統送過鴨綠江打了前站。
反過來看，共軍在整體上是不是如他們所宣揚的那樣鐵板一塊，硬錚錚死不投降呢？自願軍在韓戰中其實打得很狼狽，撇開巨大的傷亡數字和不知其數的逃兵不說，僅就被美軍俘獲的人數而論，就有兩萬二千人之多。這些人的存在及去向從一開始便使中共當局臉面上頗感難堪，因此如何交換和遣返這些戰俘，其間的爭執到後來就成了中美談判的主要議題，戰俘本身隨之也成了雙方討價還價的籌碼。當時的臺灣政府出於其持續的反共立場，通過聯合國的安排，專門派出工作人員，在美軍戰俘營中展開了爭取自願軍戰俘投奔自由世界的積極行動。爭取的結果，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去臺灣加入了國軍。從當時的實際需要看，這些人員投奔臺灣，多少起到了補充國軍兵源不足的作用，也給當時的反共宣傳造了聲勢。就《戰廢品》的敍事效果而言，渲染國共雙方爭奪戰俘的衝突場面，也在故事推進中別添了兇險而富有刺激的情節。對比内戰中國軍的大批投共，這一次多數戰俘奔赴臺灣，可以說確有其劃時代的意義，從此以後，國共兩個敵對勢力的人員流動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隨著那個代表新中國的政權不斷推行其不得人心的政策，日益擴大打擊面，投誠的目標就單一地轉向了海峽那邊的臺灣。大陸雖地廣人多，資源豐厚，名譽上是全體華人的祖國，但由於中共的佔領，五十多年來，一直都成了渴望自由的人士時刻想逃離的地方。
高唱犧牲，賤視人命
我還要進一步點出，在長期拼殺中，這兩個敵對勢力一直在惡性互動，每一方都在施加著反塑對方的作用。最初在黃埔建軍，國共尚聯合在一起，中心目標是協力北伐。不幸在蔣介石清黨後，本來僅限於城市活動的中共勢力急劇擴散到邊遠農村，乘閙土地革命之機搞起了武裝鬥爭。由此拉開剿共與反圍剿的互相殘殺，經過持續而殘酷的軍事較量，紅軍雖備受打擊，最終還是得到了淬礪，以其巨大的犧牲代價保存和發展了武裝鬧革命的實力。 就這一後果而言，可以說正是蔣介石激烈而屢受干擾的剿共行動激化出中共的武裝鬥爭方式，並塑造了共軍那種險惡的幸存者特質。這就是我在此要強調的反塑作用。蔣之剿共，自以爲在為國爲民除害，可惜害未能盡除，反把所除之害推上了愈除愈烈之勢。這就像用毒藥殺蟲，蟲未殺盡，幸存的妖孽反獲得抗葯性，更加魔高一丈。紅軍的生存力此後愈益增強，其蠱惑性和破壞力也更加厲害。
共軍就是這樣一支在血腥圍剿下以死難和拼殺哺養壯大起來的隊伍。起初，是他們的受害者形象凸現了那反抗的正義性，是國内外衆多左傾人士的同情和煽情為他們召喚到廣泛的支持。但那時候中共的正義性還只是打出來的旗號，並沒有任何事實可證實他們的革命路綫對中國社會的改進有效有益。那一面鐮刀斧頭紅旗之得以璀璨生輝，大都是他們大肆渲染共產黨人的流血犧牲，自我悲壯化的結果。作爲一種話語實踐，“流血犧牲”的號召便在革命鬥爭中發揮了精神變物質的作用。毛澤東有很多言論都反復強調了犧牲的必要性，他說：“幾十萬共產黨、成百萬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被屠殺了，但我們的隊伍卻有更多的幾十萬、幾百萬人起來繼續戰鬥。”他還說：“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們要準備一些人犧牲，但總有活著的人。這樣大的黨，這樣大的民族，怕什麼！”死亡已被毛表述為革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革命者必須承擔的使命，所謂“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困難嗎？！”這樣激越的口號，長期以來，已經在共軍内部把“流血犧牲”抽象到神聖的高度，後來打垮了國民黨，更被誇耀爲他們打天下坐江山的資本。生命的大量消耗被頌揚為生命的升華，讓他人送死，讓千千萬人像劉胡蘭那樣“死得偉大”，像董存瑞或黃繼光那樣人肉炸彈式地與敵人同歸於盡，經過反復宣傳，最終都以聖像模式被定格為永垂不朽的榜樣。四年内戰，共軍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以這種不怕死的蠻幹打敗了國軍，緊接著發動抗美援朝，還是付出了遠遠多於美軍的犧牲，才為金氏王朝保住了三八綫以北的領土。
儘管如此，所謂的“解放戰爭”與“抗美援朝”，兩者在性質上還是有很大的區別。共軍當初與國軍血戰，是讓解放區剛分得土地的農民子弟前仆後繼送了死，仗雖打得殘酷，畢竟還打著解放全中國的旗號，而且最終打垮國軍，奪取了政權。就中共自身的利益而言，人死得再多，也可謂死得其所。但共軍之參與韓戰，則純出於蘇聯的唆使。是北韓首先挑起戰火，然後美軍率聯合國軍隊助南韓抵禦，蘇聯老大哥要做北韓的後盾，卻並不打算親自出兵，結果把流血犧牲的任務攤派到中共頭上。這一場仗，從一開始就把中國人推到了“war trash”的份兒上。在是否出兵的問題上，中共高層本來很有爭議，無奈向來熱衷挑釁而賤視人命的毛澤東執意要打，在驍勇如林彪、栗裕者都稱病不接軍令的情況下，毛只好派彭德懷帶上他的光杆兒指揮部，東徵西調，糾集起雜牌部隊倉促出了征。主戰的斯大林連派飛機打掩護送補給都不想幹，裝備很差的自願軍就只能在完全缺乏準備和部署的情況下跟美帝的坦克、大炮和飛機去拼命了。
哈金打破中共戰爭文學老套
那時候共軍剛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軍的美式裝備，中共的宣傳報導尚沉浸於“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歡欣鼓舞之中。但眼前的美軍裝備可大大不同於所謂國軍的美式裝備，凝固汽油彈引爆的殺傷力乃是任何血肉長城也吃不消的。朝鮮戰場實際的慘狀如何，自願軍官兵的傷亡情況怎樣，只有親歷戰爭的自願軍官兵最清楚，像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和電影《上甘嶺》之類的宣傳報導作品都是為鼓動老百姓的愛國熱情而編出來的，此類作品寫敵我雙方，總寫得黑白分明，“我軍”的犧牲總是壯烈的，“敵軍”的兇殘總是愚蠢的，硝煙彌漫中總有玫瑰色的閃光，戰爭的宏大敍事純粹由英雄事跡匯集而成。那是一種專門激發對敵人仇恨的文藝作品，完全模式化，高度戲劇化，熱衷製造舞臺性質的戰爭狂歡，只為中共黨軍的戰績樹碑立傳，不只無視人的生命的珍貴，對戰爭的悲劇性和災難性也缺乏起碼的反思，更談不上在人類生存的廣闊視野上審視戰爭中的暴力、野蠻和荒誕。中國民衆至今仍普遍樂道戰場上的廝殺，對有朝一日戰爭的爆發猶躍躍欲試，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中共戰爭文藝熏染的結果。也許就是因此之故，不少中國人都有好戰情緒，而所謂的軍旅作家們，大都缺乏戰爭的罪感和憂患意識。在如此淺薄的戰爭文學語境中，中共及其政府，包括民衆在内，就常顯出戰爭兒戲的浮躁情緒。連身為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前不久回答俄國人他受哪一部俄國文學作品的影響最深，所提到的書竟是《卓婭和舒拉》。這本蘇聯作品寫的是姐弟倆反抗德軍而光榮犧牲的故事，胡的模範共青團趣味明顯地反映出他那一代人的革命鬥爭殉道狂心態。
韓戰結束已五十多年，官方至今仍用“英烈傳”式的敍事掩蓋歷史真相，閉口不提毛澤東一夥的決策錯誤、中國人慘重的傷亡和韓戰幸存者的創傷。只是在哈金的《戰廢品》出版後，翻開該書的一至三章，我們才了解到志願軍在那一場瞎指揮下的行軍和會戰中極其慘重的傷亡。俞元那時尚帶幾分書生氣，心裏還縈繞著才告別未婚妻的柔情，直到被驅上戰場，真正出入槍林彈雨，九死一生後，他才驚恐地發現，“共產黨用起人就像用拉套的牲口，就像燒劈柴。”（七十七頁）原來被頌揚得那麽神聖的“流血犧牲”竟是如此殘忍和不負責任地浪費志願軍戰士的生命！本是一場不該打的仗，但中共硬是在蘇聯指使下讓自己人白白送了死，此“war trash”一也。以極差的裝備硬碰美國的現代化武器，傷亡極其慘重，卻還虛美血染的風采，給國民空輸悲壯情懷，此“war trash”二也。《戰廢品》一書率先以文學形式暴露了此一虛妄，姑不論英語讀者從中讀到什麽，僅就其中譯本而言，至少使中國讀者怵目驚心地感受到被抛入戰爭漩渦的志願軍實際上顯得多麽狼狽、盲動、淒惶和寒傖。
戰俘營中的惡戲
從第四章以後，隨著主人公俞元和他的戰友們被俘，小説的敍事即轉入戰俘營中的國共如何爭奪戰俘和中朝戰俘如何對抗美帝。從哈金已發表的作品可看出，他擅長寫“室内劇”和瑣碎無聊中的幽默荒誕，尤精於擷取灰色生活中的諧趣，但對廣闊空間中更爲動蕩的局勢和人物衆多的場面，似乎還沒嘗試去大筆淋漓地繪製長卷。也許正因如此，他並沒走諾曼•梅勒（如《死者和裸者》）或巴別爾（如《騎兵軍》）的路子，沒有在持久的激戰或疲勞的行軍等大場景上多費筆墨，沒有致力寫美式武器製造的大恐怖（horror）及其轟然一擊的大規模滅絕性殺傷，而是讓敍述者俞元夾在國共的爭奪之間，在雙重威脅的折磨下漸漸走向覺醒。俞元出身國軍，對於國民黨的反共操作及其陳詞濫調，自然洞悉其流弊，懷有極大的反感。同時，哈金本人出身解放軍，有關國民黨反共的陰暗面，想必保留了很多先入爲主的印象。所以寫臺灣派來的國民黨惡棍如何逼迫志願軍戰俘投奔蔣幫，如何在美國人的縱容下逞兇，在小説中就佔了相當的篇幅，也對極其血腥的場面盡可能作了渲染。需要指出的是，《戰廢品》被一致認為，以虛構的回憶錄敍述方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紀實效果，而哈金本人也強調，他這部虛構作品主要是在謀篇佈局上用了虛構手法，“书中很多的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都有事實依據，所以在書後特別附錄了參考資料的來源。比如，有關國民黨惡棍持刀殺人剜心那一場惡戲，就是取材幸存者的回憶錄，繪聲繪色鋪敘出來的。再加上血淋淋刺字和刮皮，毆打與辱駡，所有這些戲劇化的場景都明顯給讀者造成這樣的效果：在美軍的戰俘營中，自願軍戰俘受臺灣方面脅迫的情況非常嚴重，而在赴臺的一万四千多“反共義士”中，其自願投奔的成分反顯得淡薄多了。如上所述，哈金這部小説在取材上多依據當事人所寫的回憶，特別是歸國戰俘的回憶。我要爭辯的是，在情節安排上過分依賴了回憶錄提供的事實，是否能全景式地揭示出戰俘的真實處境，則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因爲，回憶錄對事實的敍述有顯有隱，有加鹽添醋，也有斷裂和空缺，有時候，我們琢磨了回憶錄所強調的某一個方面，正好會看出敍述者竭力迴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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