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深情地写了三个他所熟悉的“先自由起来的人”，但今天江棋生和胡石根他们都为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在没有自由的土地上，这是为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必然代价。同时我也相信即使在高墙内，铁条剥夺的只是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灵魂依然是自由的。
    在这三个“先自由起来的人”中，我只熟悉江棋生先生。关于他，我早就想写点甚么了。他被黑暗再次吞没已近两年，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也近九年了。从两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他被抓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起，我和许多朋友又何曾忘记过这位可以信赖的良师益友。天成说“我个人失去了尊敬的兄长与挚友”，我心中的悲恸和他完全相同。
    我和棋生先生的交往始于一九九二年，那时只知道他是八九的学生，曾在秦城关押，失去了学业和工作，还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同龄人。直到一九九五年冬天他到杭州，我才知道他比我大十九岁。虽然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江”，但他看上去却还那么年轻。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到浙江日报社门外去接他的情景，虽然我们从未谋面，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一个温文儒雅、眉宇间却不无英武之气的知识分子。
    一九九九年五月的一个下午，也就是老江被抓不久，北京市公安人员在杭州当地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找到我，说是了解江棋生的情况，主要是问他三年前有没有给我看过一篇“李晓平”写的文章。他们千里迢迢到杭州取证，我当时就预感到老江这次在劫难逃了。随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着奇迹发生，我们热爱的朋友江棋生能早日回到他亲人的身边，回到我们中间。这样的奇迹终究没有发生，而陆续传来的是江棋生被逮捕的消息、开庭的消息。开庭一年多了，也就是二十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尘埃落定，当局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江棋生判刑四年。他的起诉书、判决书所列举的第一条“罪名”中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指控他曾给我散发过一篇“李晓平”的文章。这样一条罪名即便是在以言治罪史上也是罕见的。
    江棋生先生被抓前没几天，我刚收到他寄给我的一本书，两年来每当我翻开这本书，我就会想起他。这本书中有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的文章，也有李慎之、徐友渔关于哈维尔的文章。每次读哈维尔的文字，也总让我想起江棋生。其实，江棋生先生就是以哈维尔为榜样，十几年如一日，践行了“无权者的权力”，“说出真话，拒绝谎言”，他的作为早已超越了一个书斋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大时代中一个让野蛮的独裁者畏惧的自由知识分子。
    棋生先生出生于江苏常熟，“司农常熟万姓荒”，那也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年轻时经历过上山下乡，种过田，放过电影，杀过猪。七七年恢复高考，三十来岁的他才考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是空气动力学。后来他曾在清华大学分校任教，还到英国做过访问学者。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浪潮来临时，他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自然辩证法博士学位。当时人大校园不少精彩的大字报就出自他的手笔，十二年前我曾在人大校园抄阅过，后来才知道是他写的。
    凭棋生先生的才干和热忱，很快他被选为首都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常委，还担任了人大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声名远播的人大广播站。“六四”枪响之后他本可幸免，却因拒绝检讨与悔过，终于入狱十七个月。在秦城的那段日子是刻骨铭心的，他说起敲水管“发电报”的故事，生动感人。从此他失去了学业，也没有工作。
    但他对理想矢志不渝，多年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行使宪法赋予他的神圣的言论自由权利，写了大量传播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的文章，做了大量的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事情，如帮助寻访“六四”难属，送人道救助款等。他虽然是学物理出身，却文理兼通，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文笔清新，见解深刻，常常一针见血。他仪表堂堂，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口才便捷，也难怪当年被选为对话代表。
    一九九八年九月，他与丁子霖、林牧等先生倡议发起公民运动，并作为发言人。一九九九年他倡议同胞纪念“六四”十周年，因而又一次失去了自由。江棋生先生自称是“先自由起来的人”，他为中国社会树立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
    在我看来，江棋生先生知行合一，热情追求理想，光明磊落，不图私利，与这个时代多少蝇营狗苟之辈形成了巨大的人格反差。凡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鲜有人不对他怀有敬意的。说他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表率，当之无愧。让我们听一听他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又充满人子之情的最后陈述吧——“今天，是1999年11月1日，再过短短两个月，人类就将跨入2000年；今天，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今天，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已经初步实现了民主。然而，也就是在今天，在中国北京，却还在上演一幕世纪末的现代文字狱！这是中国的耻辱，人类的耻辱。不过，我坚定地相信，结束这种历史，洗刷这种耻辱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我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我敢说，我所追求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所向往的‘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我所期待的‘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所憧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至上’的社会，谁不追求？！谁不向往？！谁不期待？！谁不憧憬？！”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江棋生站在法庭上无所畏惧地发出了二十世纪末最真实的声音。他是一介书生，也是一个硬朗的男子汉，却是一个从来没想过要颠覆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我们的民族将为拥有江棋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我为拥有江棋生先生这样的朋友感到此生不虚。今天他依然为理想而受难，这只能是民族蒙羞史上的又一页。我同意一位朋友的话——“中华民族应该感谢江棋生，是他在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此文原载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的《脊梁》一书，2001年1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