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自由电台驻香港记者林迪采访录*
   

   
   
   
    林：邓小平曾经说过自己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还说毛泽东对自己是三七开，他说自己是五五开。有人说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你对他的总体评介，他最大的功在哪里？过又在哪里?
   
    江：搞极权的，搞专制的，哪个不说自己是实事求是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做不到这一点。1989年民众的和平抗议运动被邓小平定为“反革命暴乱”，这里有一丝一毫的实事求是吗？不过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稍理智些，明白些，起码他不象毛泽东那样大张旗鼓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开始提出要关注民生问题。但作为一个统治者，让老百姓日子过得稍好些，就是中国的帝王专制时代，也有这种统治者，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也不会否定这一点。但我要提出，这个问题不值得吹，充其量有点民本思想而已。本质上，邓小平这个人并不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人民的儿子。他还是站在人民的头上，当人民的父母。他根本的思想是牧民思想。他说过好多话，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但他从不说尊重人权。他搞的改革开放，是在他的特权本位下的一种经济发展，求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是权力市场经济，现在引起的恶果，任何一个明白人都看得很清楚：生态的极大破坏；环境资源不可逆的破坏；贫富悬殊；城乡收入比大概达到6:1；官场腐败，社会不公几乎举世无双，所以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里头有着内在的极大弊端。
    在我看来，自由才是硬道理。这也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自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把人权作为本位，而“发展是硬道理”则完全可以在官本位下求发展，在特权本位下求发展，完全可以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继续剥夺农民来求得发展。和这口号相配套的，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与毛泽东时代就只是毛等少数高官先富起来，其它人都穷相比稍好一点。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现在又有多少共同富裕的味道？农民收入从总体来说，从90年代开始就绝对下降。先富起来的人确实不算少，但这里头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所以他搞民生，应该说与毛泽东相比，部分回归了常识，也部分回归了人类主流文明。但是邓小平在政治上是抗拒人类主流文明的。他明确反对三权分立，肯定他的一党专政的集权；他坚持专制反对议会民主，这个连当局也不敢否认。刚才说到了他还制造了六四大屠杀，这是蒋介石、毛泽东都干不出来的，连袁世凯也干不出来的。三·一八惨案，现在我们很清楚，也不是段祺瑞干的，是他底下人干的，后来段还跪地忏悔。而邓小平到死都没有忏悔。犯下六四屠城这一条，就是千古罪人。他有点儿功，但罪摆在那儿。在我看来，放他一马，不批他就算他万幸，吹他太没有必要了。
    20世纪是民主战胜专制的世纪，是人权战胜特权的世纪，也是分权战胜集权的世纪，但邓小平在20世纪中的这一辈子，却抗拒人类主流文明，他怎么会是“20世纪的伟人”呢？他是20世纪的伟人，不是太丢中国人的脸了？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的伟人是黄兴、胡适、林昭……
   
    林：你刚才提到了邓小平的功劳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归常识，这是不是一个大的功劳？
   
    江：邓小平这个人关注民生，要搞经济发展，有他的功劳，但很难说是大的功劳。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就提出要尽快地转向发展生产。当时这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了。后来张春桥重新起草了九大报告，林彪很不乐意。当时林彪就有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搞到了1969年，林彪就不想搞，陈伯达也不想搞了，要搞生产。而毛泽东不死，文化大革命就得搞下去，直搞到一塌糊涂。这时，不仅是邓小平，我想很多老百姓，很多党内人士都看得很清楚了，毛泽东那套肯定不能再搞了，肯定要回归常识。即使没有邓小平，那李小平，张小平也得回归常识。你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难道还能不恢复高考吗？高考毁了11年了，邓小平不恢复，叶剑英也得恢复，李先念也得恢复呀。我不否定他，但没有必要拔高他，尤其没有必要对他感恩戴德。另外，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自己把包产到户搞起来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还对此加以反对。这是历史事实，说明人民走在邓小平的前头嘛。
   
    林：对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什么评介和看法？
   
    江：这个改革哪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摸着石头过河”么。在经济领域是人民走在他前头，政治领域就更不必说了。政治领域人民远远地走在他的前头，他是站在人民的对面，而胡耀邦、赵紫阳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邓小平是坚决反对政治民主化的，他是20世纪中坚持一党专制的人。我们放到全世界范围内去评介，他就是一个比较渺小的人物，有一个清朝洋务运动遗老那样的心态。一部分中国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要力图突破陈旧的制度，走向立宪，走向共和、走向民主。结果100年后，邓小平还是一个维护一党专政、反对政治民主的代表人物。经济上他不选择好的市场经济，而选择了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他不选择行之有效的，公平竞争的，权力不干预资源基础配置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祸根。文化领域现在还在行封锁、干扰、设防火墙、监控等老套子，当然中间地带、灰色地带还是放开了。但一有真正不同的尖锐的声音，焦国标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中宣部就时时出来打棍子。
   
    林：整体上你如何评价邓小平？
   
    江：从全球的目光看，从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去看，从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觉悟程度上看，邓小平远远落后于我，落后于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中国人。你现在在香港，我就说说他的一国两制是怎么一回事。官方把它吹成科学的创举，而我认为它是一种深深的无奈，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实在没什么新鲜的。当年收回香港，他不敢在香港搞社会主义。他敢搞吗？他想搞而不敢搞，就这么尴尬。而不收回来，也说不过去，条约已经到期。收回香港，又不敢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好吗？他怎么不敢搞啊？其实，大陆制度和香港制度哪个好，不用问我，随便问问哪个香港人，问问自由行的大陆公民，大家都清楚，谁都不傻嘛。这个邓小平怎么就搞不清楚？邓小平认为大陆制度比香港制度好，这很次，很落后，也很不实事求是。我懒得说他反动，反动这两个字不好听，我不想扣在他的头上，尽管他老扣在别人头上。邓小平那一套极其落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的出路是变权力市场经济为自由市场经济，变一党专政为民主政治。邓小平拒绝人类主流文明，不愿意回归人类主流文明，我们要从他那儿走出去，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2004年8月23日晚，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记者林迪先生通过电话对我进行了采访。2004年12月，我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并稍加润色形成了此篇采访录。
   
   
   
    2004．12．25 于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