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过大狱的人都知道，里面最常用的计时方式是倒计时——只要刑期是摸着年头的，常常不是自己给自己算，就是给别人算：还有几年几个月零几天，就该回家了，或就该解除了。我所在的二监，是专门关押重刑犯、外籍犯和良心犯的地方。记得我刚到二监的时候，由于刑期短，重刑犯们就又羡慕又嫉妒地开始给我进行按月倒计时。到了我写“思想改造总结”和“保证书”的时候，大伙就给我实行按天倒计时了。
    按天倒计时的日子，真是又乐又烦。从早点名到晚点名，从囚徒到狱警，从本队到外队，不断有人前来道贺：你多好啊，还剩多少天你就该回家了。多数人还会加一句：江老师，出去以后可别再来了，这儿绝对不是人呆的地方。而祖籍陕西、因间谍案被判死缓的台湾人杨铭中则说：相信江老师还会说真话。因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的殷愿清和我呆在同一个班中。10多年前，他是38军113师339团团长。他曾经满怀崇敬地向我提到他的老军长徐勤先。在临分手时，他对我说，希望江老师出去以后，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化出力。我说，我会的。那些天，外头的萨斯正闹腾着，好些人忍不住跟我开玩笑：还不打个报告暂不出狱？里头安全么。我也开玩笑地反问道：换了你，你干吗？答案是清楚的，没有一个人会说，他愿意在里面多呆上那怕一天，即便萨斯猛于虎。
    2003年5月15日傍晚，在还有不到两整天我就将走出大墙的时候，徐明生中队长把正在打篮球的我叫去了。徐中颇感为难地对我说，公安机关来了电话，要我们转告你：后天你出去时别坐家里和朋友开来的车，他们公安会来车把你接回去。如果你同意的话，他们会告知章虹不用来接了。我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对徐中说，这像话吗？！我在狱中，日思夜想的是亲人和朋友，我可从不想他们公安。请你回复他们：就是家里来不了车，我也宁可走回去，而决不会坐他们的车。
    这事很快就在狱友中间传开了。大家都觉得新鲜，又都感到纳闷：当局脑子里为什么会冒出这样一个馊主意？我向他们解释道，根子在于当局担心在我出狱后的第一时间里，会有国际媒体不顾萨斯风险对我进行当面采访，所以他们才会违背常情、常理和常德，出此昏招和损招。我对他们说，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5月16日晚上，公安部门把电话打到16中队狱警办公室，指名要我去接。来电话的是我以前就认识的一位警察，我拿起话筒跟他说，我昨天不是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说，上面有指示，让我再跟你商量商量。我说，这事没法商量。换你，你会答应吗？他说，我们是为你好。我们来的车消毒严格，车子也高档，保证绝对安全地把你送到家，而你家里也省得另找车了。乍一听，这番话似乎没什么毛病，有人情味，也有美意。但是，其实不然。我接过话来，说，我相信你们的车子高档，消毒也好，然而，因为这两条我就会上你们的车吗？亲人和朋友的份量不比这两条重？再说，明天可不是一般的日子，是我出狱的日子，4年前你们抓我的时候，我别无选择，只能上警车；现在我恢复自由了，我会选择上警车吗？你们上头的人在想什么呢？停了好一会，线路那一端传来了声音：跟你这么说吧，你还真有件事要到派出所去办，就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事。我们的车把你带过去办了，再把你送回家，不是挺好吗？一听这话，我来火了。我质问他：先不提我的案子是冤案、错案的事，我倒要问问你，什么法律、哪条法规定了在出狱的当天就必须去办附加刑生效的手续？他顿了一顿,连声说，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我们是想，一气儿办了，省事。我不想再听瞎话，就把嗓门放得大大的，对他说，请你转告你们上头，明天你们来不来车，我管不着。明天我上什么车，你们管不着。说完就把电话掛了。这时，旁边一位全程监听电话的狱警说了句：他们也真是，狗拿耗子。
    5月17日，早点名后，狱友们纷纷前来道别。17中队的查建国先生下楼来到窗前，和我互道珍重。他说：“5年后你肯定还在北京，我出来后第一个就找你。”遗憾的是，18中队的高洪明先生被关了集训，未能话别。由于昨夜下过一场雨，使初夏的天空显得分外清朗。早饭后，大伙出去放风——外面闹萨斯，狱外车辆不准入监，囚徒们方得以不干活而天天放风；否则是常常干活很少放风。在倒计时的最后滴答声中，风圈里16中队100多号人见我气定神闲，并为我在自发组织的投篮比赛中屡屡胜出而感叹连连。
    不一会，狱政科的人来了。他们将对作为特管犯的我执行最后一道程序，那就是彻底搜身，不容一纸一屑被我随身带出去。搜身完毕，他们将几十本书还给我，那些书是两个月前就交给他们去翻查的。由于闹萨斯，家中带来的便服不让进监，于是我身着囚衣，在3名狱方人员的陪同下离开16中队，缓缓走向二监北大门。到了门口，狱警向带着大口罩的武警交验文书后，因萨斯而不能出监，最后就剩下我，只身一人，两手各提一兜书，迈步出狱。
    跨出铁门，但见往北二、三百米处二监狱外办公区外，隐约站着不少人。出狱前我已被告知，将在那里的收发室中换上便装，并取得“释放证明书”。我走出一小段路后，止步，转身，仔细看了一眼荷枪的武警、森森的大铁门和“北京市第二监狱”七个大字，然后返身前行。走到相隔几十米处，我认出了章虹，认出了站在她旁边的张先玲老师和朱锐。很快，我又见到了个子高大的祖桦和立勇，见到了天成、赵昕和张莼珠，见到了当时我还不认识的田原、李选刚、选刚的哥哥和常文元。我和他们互相点头致意。
    不出所料，我也见到了我所不欢迎的警车和警察。我把书交给章虹，并从她手中接过衣服和皮鞋，走向收发室。这时，有两个我早就认识的警察和我同时进了收发室，并且没等我着手更衣，便又对我死缠硬磨起来（说胡搅蛮缠也对，但不好听），非要我改变主意，领他们的情，坐他们的车。说心里话，我烦！但由于相熟，我还是耐着性子对他们说，从前天傍晚算起，你们这已是第3次了。你们是执法人员，要我不坐家里和朋友的车，于法有据么？你们是人，这么做于情于理说得过去么？他们无法正面回答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就多体谅体谅我们的难处吧。我说，你们的难处还不是自找的？你们上头下了这么不近情理的指示，又碰上我站在底线上不退，可不把你们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他们说，你先换衣服，我们再请示请示。
    从里到外，从背心到袜子，我换了行头，留下囚衣、囚裤由二监回收处理。不过，待我穿上久违了4年的皮鞋，面带微笑就要伸腿往外走时，那两个警察却依然要我上他们的车！这一来，我是忍无可忍，勃然大怒。我放声斥之：什么叫脑子进水？你们上头就是脑子进水了！老百姓好不容易盼来件喜事，你们却偏要给人家添乱、添堵！我再说一遍，一年365天，我天天思念的是家人和朋友，我可从不思念你们公安局和派出所！我今天走出大墙，不是已经恢复人身自由了么？现在，我却连坐什么车回家的自由都没有，那还不如干脆把衣服换回去得了！说着，我就要解衣。传达室的狱方人员一直在旁听，不插话，这时赶紧打圆场说“别，别。”那两个警察见状，知道再不改口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于是说，江老师别生气，别生气，你就坐你朋友的车回去，不过，你能不能到了家不要接电话？——当了政治警察，一不留神就不会说人话。头一句话刚让我消了点气，后一句话却让人更来气了。我回击他们说，你们这是什么话？我在家里接不接电话，你们管得着么？他们愣了愣神，没再说话。
    本来是几分钟就能办妥的事，被官方足足耽误了大半个小时。外面的朋友刚刚目睹我从有形的高墙电网中只身走出来，却又立马见证我被无形的高墙电网所围困。他们有点等急、有点揪心了：他们知道里面有一场唇枪舌剑，听到了我在大声嚷嚷，但事情到底会如何了结呢？终于，我再次走了出来。我激动地和朋友们高声互致问候，然后美滋滋地登上了朋友们的车。在车上，我难抑心中的冲动,详述了三天来与当局的三次交锋——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 我的那种动情、如实而又略带调侃、幽默的叙说,在朋友们中间激扬起阵阵会心、释怀和开怀的笑声;而那别具韵味的朗朗笑声, 又活泼泼地洒向因萨斯而显得空寂、萧瑟的马路，也洒向紧紧尾随我们的警车。
   
   
   
    200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