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跨世纪的良心犯，粗略地说，属于20世纪的那一半刑期，我是在北京市看守所度过的；属于21世纪的另一半刑期，我是在遣送处和北京市第二监狱度过的，分别为遣送处中的53天和二监中的726天。然而，当我用数万字的篇幅写下53天的《遣送处纪事》后，却没有动笔去写二监中几乎长达两年的亲身经历——这里头最主要的原因，实话实说，是二监不象遣送处那样浑得没边，不象遣送处那样使人苦不堪言、度日如年，因此, 我决定暂放二监一马。也因此，本书中关于二监的内容，就不是《狱中纪实》，而成了《狱中书札》。
    《狱中书札》收录了我的7封信及1份出狱前写的“保证书”，最后加了一篇“附记：出狱纪实”。7封信中最重要的是我写给儿子江枫的信和我给母亲的复信。
    在江枫20岁生日那天，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下笔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狱方的检查”这一阴影，畅怀而抒。不用说，那封信是根本通不过狱方的关卡的。但我主意已定，终于设法另辟蹊径，将它送出了大墙。2002年3月19日，我收到了母亲的亲笔来信，全文如下：
   
   棋生儿：你好！
    母子几年没有见面了。娘今年八十六岁，身体非常好，弟妹们也都好，儿在外请放心。
    儿已受三年苦，我知道你不是想自己享受，不想发财，不想做官，只为真理一条。我听别人说，你是为人民为民族着想，他们都说你没做错。
    儿在外面不要挂念我，你自己保重身体才好。
   余言后叙
   
    母字
    2002年2月24号
   
    母亲的信是用铅笔写的，字字清晰，句句情深。读信时，我三停三续，泪湿衣衫。同室狱友见状，极为诧异，急取信阅之，无不动容。5月底，我在集训队里把母亲的复信交给狱方检查时，特别郑重地言明：如果你们认为信中有不合适之处，可退我改写，但我决不能容忍你们将信扣下不发。后来章虹告诉我，母亲于7月中旬收到了我的信。
    在4年的囚禁生涯中，我总共收到章虹写来的29封信。其中26封是在二监收到的，2封是在看守所收到的，1封是在遣送处收到的。我在二监给章虹寄出或托人带出了32封信。在《狱中书札》中，我没有收入这些两地书，它们将会出现在我的另一本书中。
    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从二监打出来的电话。当我问起刚刚过去的长假期间伙食如何时，对方答道，比过去差多了！原因是：每天4元的标准未变，但菜价涨得厉害。当时，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了二监盛着大锅熬菜的特大菜桶，面上有层浮油，还会有些红红的炸辣椒，但是营养很差，味道极次，以致负责打扫水房卫生的人不能按点吃饭，必须等在供倾倒剩菜用的铁皮桶边上，一次一次紧着往厕所里运——虽然我放了二监一马，但是，二监的生活必定是刻骨铭心的！这不仅是因为一年到头吃不到几顿家常菜，不仅是因为我被关在那里长达726天，也不仅是因为我曾被关过禁闭和去过集训队，还因为在那里，有生不如死而被迫跳楼、自焚和上吊的人，有出操跑步时猝倒在地死于非命的人，有悲苦无助屡遭欺凌的人，有长年被无理关集训的人，有被严重超期幽禁在小号中的人；更有因反抗六四大屠杀而正义地抗暴的“暴徒”们，他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啟、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财、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六四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日劳作、历尽磨难的六四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4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