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晚上，我回到家中。按照惯例，“两会”结束以后，市局11处的便衣就撤离，直至5月中旬再来光顾。但是今年却不同。自3月下旬开始，他们频频出现；5月上旬还反常地不呆在我居住的19楼下，却在首师大的各个校门口晃悠。我没有把这些不祥的阴云看作是专门针对我个人的。事实上，春节后不久，他们就驱走了郭宝盛，威胁了朱锐。六四事件是当局的一块最大的心病，随着六四1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他们是一定会倾尽全力对各种可能的纪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加以阻遏的。而我的良知告诉我，我们也是别无选择，不管有多大风险，必须诉诸正义、申张公道、纪念死者、谴责屠夫。

    清明前后，我起草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8种供普通公民参考的纪念方法（在这之前，已经有许良英先生、鲍彤先生、吴祖光先生等关于六四10周年的文章开始传播，丁子霖老师、张先玲老师等六四死难者家属向国际法庭状告李鹏一事正在加紧运作）。我这篇文章的传播加上全球华人六四签名活动的展开，使本来就神经质的当局更为坐卧不安，镇压的阴云开始袭来。
    5月7日左右，曹家禾、叶水乔在征集了许良英、王若水等先生的六四签名后来到我家。我签名后对他们说，在纪念六四这件事上，我义无反顾，我愿意担任王丹发起的百万华人签名活动的国内联系人。5月11日，曹家禾突然失踪。5月14日，他再度来到我家时，已是遍体鳞伤。原来他被当局秘密抓去，关在香山附近的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里，受辱挨打，伤痕累累。5月12日，余振斌又被抓到同一家招待所里遭刑讯逼供，之后被强制遣送原籍江西。他几年来打工所得的全部积余被悉数抄走。5月17日下午，他自赣返京后，对我述说了警察施暴、践踏人权的亲身经历。当时我除了愤慨，还多少有些纳闷。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撕破伪善，对持不同政见者大打出手的事，当局已经有些日子没干了。如今签了国际人权公约，却又重操旧业、凶相毕露，是急了？是疯了？我决定，不管怎样，我还是不卑不亢，走自己的路。
    如今回想起来，5月17日中午，有两名警察来约见我时，就隐隐透出了无吉有凶的信息。当时我作好了与他们就法轮功问题和科索沃事件进行交锋的准备，但是他们只字不提这两件事。我将《点燃烛光》、《五四前夕读报随想》和《就科索沃问题我说三个不》拿出来，他们不动声色地收下，然却绝口不议。他们“关心地”问，近期是否要到外地去？我想这是上面交待要问明的。或许是良知未眠，他们的语气自始至终显得沉重。他们当然知道要对我下手了。不过，透露这个消息是要丢饭碗的，他们不可能这么做。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会相信，我即便被告知要抓，也不会躲不会走：我没有抓我关我是“成全我了”的豪迈和归宿感，但有“该坐牢时就坐牢”的底线和公民心。换句话说，我在轮到我坐牢时决不会缩头，但我也决不会出于什么动机而“加塞”去坐牢，且宣称“判得越重越好”。当然，被关在牢里还要与当局套近乎，搞谋合，还要披肝沥胆勤支招的旷世投机，就更为我所鄙视和不齿了。
   
   

此文于2006年07月0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