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在生产班呆过的人，不论智商高低，恐怕都会明白一个道理：遣送处是铁了心要榨取无偿劳动，要扒你的皮，因此在生产班中，干活不仅是压倒一切的，而且是惟一的。对此，我曾书面批评说，对于刚到监狱的暂押犯，起码应当组织他们学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吧？不少人因不知法不懂法而犯法，现在不正需要补补课么？至少，共产党所擅常的表面文章总可以做一点吧？然而，遣送处是不管不顾，以“劳动改造”为一切，也就是说，以“捞钱”为一切。
    不过，遣送处的胆大妄为在五一长假前不得不收敛了。4月30日上午，开始清点工具、盘清存活并加以封箱处理。下午，各班进行节前大扫除，并要每人写下长假期间遵规守纪的保证书。随着夕阳西下，我见到狱警、杂务和班长的脸部肌肉开始松弛了。那天，李中很认真地对我说，与看守所相比，监狱里的过节才是真正的过节，不信你就看事实吧。我在节前提出的两条书面建议，也破天荒地有了回音。我的建议是：长假期间，中队举行1、乒乓球赛。2、象棋赛。我还说，乒乓球案子不贵，完全可拿干活所挣的钱购买，用时可置放在门厅中，不用时可折叠起来贴墙而放。中队的答复是，无钱买案子，因此球赛搞不成，但象棋赛要举办。此外，中队还将举办歌咏比赛，并希望我“一展歌喉”。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暂押犯能在遣送处里赶上法定长假，那真是上辈子给修的福、积的德。另外，对我这个亲身体验者和观察者来说，赶上法定长假也使我对遣送处有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认知，并使自己的纪事更为充分、准确而不致失之偏颇。
    五一早上，大家比平时晚半个小时起床。然而，这短短30分钟，却带来了魔幻般的功效。早点名后，如同去了面具似的，班长长阴不退的脸上竟然绽出了笑容。“言禁”也突然消失，互相之间的小声聊天不再受到干预和斥责。班长那儿还出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旧报纸、扑克牌和象棋。班长说，五一上午先开班会，然后是洗澡。五一下午到五月七日，不干活，有各种娱乐活动，包括放VCD。七天中间改善伙食，每天两顿饭，上午米饭，下午馒头。
    五一上午的这次班会，主要是让每人表态，再次保证在长假期间不给狱方添乱，不给班长添麻烦。在明显缓和的气氛下，大家的表态却依然千篇一律——囚徒们都“记住了自己的身份”，连半句越轨的话都不敢说。最后由我发言时，我决心开风气之先，破一破监狱中半个世纪以来长存不衰的八股气。那天，我的话一点也不尖刻，是建设性的批评，再加一点调侃。我说，平时大伙干活很累很辛苦，吃得也次，这回赶上节日，活给停了，还给好吃的，算是咱们的福份。我在想，是不是遣送处能稍稍慷慨些，每个人给半碗肉吃吃？不能就一人3、4小块，太不解馋么。说话至此，引发了从未有过的一阵笑声，个别人还说“好！好！”接着我说，遣送处里有个怪事，让绞手指甲不让绞脚指甲，这说不过去么。五一期间能不能开开恩，破破例？底下又是一阵乐。最后我说，还有一件更怪的，就是湿毛巾让捂着、沤着，就是不让晾，这么不科学不卫生的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大伙开始交头接耳，兴奋地议论起来，而未成年犯们更是众口一词，支持我“让晾毛巾”的建议。
    很明显，我的三条建议都是冲着遣送处去的。然而，使我惊诧的是，班长却急了眼。他大声分辩说，他“没有不让绞脚指甲”。但是，班中无人附和他，却有几人公开认同我的说法。班长还郑重申明，他“没有不让晾毛巾”。不过，有意思的是，他随即就让副班长出去向杂务借指甲刀，又说，愿晾毛巾的，现在就可以拿出来晾在暖气管上。我一听，甚乐，根本不想与他理论，走过去就将床底下装毛巾的脸盆一把拽出来，找出我的毛巾给晾开了。未成年犯们随即群起仿效。我记得张波也将毛巾晾了，而别的人没动：已经晾不下了。
    这天的上午餐有两个炒菜，每人给两个半份，味道不错。我心情好，吃了满满一大碗米饭。饭后，大伙还美美地享受了1小时的午觉。下午，班中玩开了扑克和象棋。中队的象棋赛明天上午开始，各班出一名选手进行角逐，三班则公推我出战。班里有个叫李雪松的，心中似不服，提出与我下两盘，说是让我“热热身”，结果我二战皆胜。五月二日上午，边毅将二班选手带进三班，与我交火。到五月三日下午赛事结束，我每战皆捷，如愿夺冠。结果出来后，班中自是颇有喜气，连班长也不无大度地向我表示祝贺，并与我下了一盘棋。后来李中也进三班来与我手谈，鏖战数盘，我略占上风。八班班长张健获第3名，他后来常邀我去八班纹枰对座，并沏茶招待之，我也因此成了中队里惟一一名“串班”的暂押犯。
    五四下午，歌咏比赛在篮球场上举行。各班出两名选手参赛，有四名杂务当评委给打分。与象棋赛不同，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会在歌咏比赛中胜出。我五音是全的，但唱歌绝非强项。我只是想，一个中队有160来号服刑人员，平时我只与不到20人接触，上场唱歌是一个让别人了解我的机会，如同我上场打篮球那样。我准备唱两首歌。一首是“祝福大家五一好”，是将“祝福大家新年好”作了一点改动，届时我将用英语演唱。另一首是“红梅赞”，我想以此表达我“三九严寒何所惧”的心态。我从小喜爱岁寒三友，喜爱梅花，无锡的梅园我曾去过多次。不过，我也不是完全冲着梅花才去造访的。自梅园顺沪宜路西行约1、2公里处，有个村子叫石埠徐巷，是我的已故好友徐峰的故乡。1970年代，20多岁的徐峰到常熟梅李医院当内科大夫时我们相识，后成挚友。1986年，他不幸患了肝癌。在接受治疗时，他主动提出在他身上尝试新方案，大幅度地加大剂量，而他会将亲身感受陈述出来，以供科研之用。约大半年之后，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英年早逝，是我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痛；只要想起梅花，我就会想起他。
    选手上台的顺序这回是倒着来的，从八班开始，由二班收尾。上台的年轻歌手，无一例外都是唱流行歌曲，内中也真有唱得不赖的，赢来掌声和喝彩声。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忘不了“自己的身份”，放不开：站不敢站得太直，老有点猫着腰；脸上不敢有表情，淡淡的，介于阴晴之间；眼睛不敢正视听众，垂垂的，落在前面洋灰地上；嗓门不敢放大，手势不敢打，身姿不敢变。对此，我是能理解的：他们本来内心就有犯罪感，到了遣送处又被治得够呛，怎么可能昂首挺胸、神采飞扬呢？
    轮到我了。我缓缓上场，站定后先环视全场，以目示意。然后是开场白，简短明快作个交待。接着就放开嗓门，用英语演唱了两遍《祝福大家五一好》（Happy May Day）。演唱时，脸部有喜悦之情，间有身体动作，最后还给了手势。唱毕，掌声四起，并有叫好声。唱《红梅赞》时，我举目远视，欲以歌声向长空蓝天抒我“文字冤狱脚下踩”的豪放情怀，表我“一片丹心争人权”的浩浩正气。我唱得投入、忘情，有一种痛痛快快的感觉相伴始末。歌罢，全场报以掌声、喝彩声。
    评选结果当场揭晓，我得了第一名！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中队事先安排好的，也不可能是评委们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而特意给了高分。最为可能的原因是，别人实际上都是跪着唱的，而我是站着唱的。正是这一差别，使我的演唱在气势上和效果上与别人的演唱明显拉开了距离。
    5月6日晚上，中队开全体会议，李中就长假期间的活动作了回顾和总结。最后，他为象棋比赛和歌咏比赛的前三名颁奖。给第一名的奖品是一本练习本、两支圆珠笔。作为双料冠军，我拿了两套奖品。
    按法定长假之规定，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在不约而同地抱怨时光流得太快、“好日子”就要结束的同时，大伙对明天都怀有正常的期许，都以为那依然是一个回归看守所晚上生活的日子：随便聊天、下棋打牌、读书看报。那晚，大家上床后所做的，恐怕都是这样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