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遣送处中，我可能是惟一的一位志愿被扒皮者。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仅选择了干活，而且是超负荷地干了起来。在看守所的近两年圈养式关押中，我的体重从70公斤降至66公斤，掉了4公斤肉。在遣送处的53天里，我的体重就从66公斤急剧降至62公斤，又掉了4公斤肉。在干活过程中，由于性格使然，我不仅没有要求给予照顾，并且不甘示弱，在全班10多名干活者（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或青少年）中排名竟然常居第3、4位，连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排在第1、2位的是20岁的王伟和21岁的张波）。干活所造成的使我终生难忘的精疲力竭现象，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只有过不多几次类似的情形。我记得高中时代在“三夏”或“双秋”大忙季节下乡支农的时候，后来是当插队青年的时候，之后是1982年秋和北航150班研究生同学上山刨坑植树的时候，由于争胜好强不惜力，曾出现过身体几近散架、人几乎累塌的情形。顺便说一说，不是因干活而造成力竭而衰的，则有三次。第一次是1987年6月在英国东北威尔士高等教育学院当访问学者的时候。在一个双休日中，我自恃有些功底，与一名英国大学生一起长跑10英里，结果是，奉行素食主义的他胜任愉快，而我到后来则完全是硬撑了，气喘吁吁也咬不成牙，只是告诫自己，决不能放弃以免成为东亚弱夫，最后抵达终点时，我已无力说话。第二次是1989年7月底，我与常熟的朋友们在黄山之巅观日出后徒步下行，中间还登上了莲花峰，傍晚抵达山脚下的黄山宾馆时，小腿像灌了铅似的几乎动弹不得。最后一次是1992年8月上旬，也是在目睹壮丽的日出后，从峨眉山金顶快速步行下山到达半山腰时，实在迈不开步了，只得乘滑杆让抬下了山。

    在遣送处三班，让我难以忘怀的劳顿可用以下三件事来加以描述。
    由于人极度疲乏，我与班中干活的人都一样，晚上上床后是倒头便睡，沾枕就着（用脱下的棉衣、棉裤做的枕头）。然而，半夜时分我总被憋醒！原来是浓痰堵住了嗓子眼，浓鼻涕堵住了鼻孔。于是，临睡时我必须备足手纸，以便对喉咙和鼻腔作子夜清理。不消说，浓痰浓鼻涕如此之多，完全是疲劳过度所造成的，这是一。在干活最累的一天，我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呼吸困难和手脚发麻，几经忍耐，我向班长破例提出了休息半小时的要求。当时我坐在小矮凳上，默然无言，静静运气；觉得大体正常后，又动手干了起来，这是二。有好几次，下午放大茅的时候，我竟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气去完成任务（便秘一直存在，吃了“果导片”也不见效），就主动放弃了如厕的机会（与二班不同，三班由于活不断，若有人不去，可留在班内干活，由副班长盯着），这是三。
    然而，虽然遣送处着实苦了我心志，劳了我筋骨，但我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因为，如若我悠哉游哉端坐一旁，我怎么会真正知道遣送处是这般德行？这般邪恶？再说，比起别人，我总是要好过一些，起码班长只能对我抱怨而不敢有所发作，更不敢对我轻辱。而这一条待遇，连三班的长留犯李新（绰号叫“窝头”）都得不到。李新瞧不惯班长一天到晚的阴沉脸，难免犯犯嘀咕，结果班长就当众剋他还老斜眼瞄他，不让他闲着。李新不可能老忍着，终于闹崩了，被调回二班去了。此外，我在三班中，还得到了副班长贾生国的照顾。3月30日下午曹队在大门厅与我谈话时，他当时正在那里干杂活，无意中听到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到三班后，他常常主动将他碗里的菜给我拨一点，有时则让班中负责发菜的人最后给我补一些。可不能小看这一拨一补的“滴水之恩”，因为本来你碗中的菜也就3、4口的量，这一来又增加了5、6口，就比别人多了150%。尤为不易的是，他公开称呼我为“江老师”，在遣送处的高压氛围中，这么做是很需要勇气的。而班里其他人中，绝大多数都和我处得来，也都尊重我，因为我这个“特管犯”，不仅不摆架子，还用汗水与“群众”打成一片。这中间有个张波，眉清目秀，与别人比较，我与他更能聊到一起。我在遣送处中写过十来份书面东西批狱方，其中大部分我都让他事先过了目。当我与他轻声聊天时，感官高度发达的班长不是不知道，只是碍于我的身份，再加上张波干活好，就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顶多有时说，“差不多就得了”。最后，别的班里也有我的“瓷器”。先前提到过的董京一直留在二班，由于检查老过不了关，不仅不能再当班长，而且连寸头也没保住，给惩罚性地推了秃子。再后来，让董京专干打扫水房、厕所和收倒监舍垃圾的活。这个董京有时会突然提着几乎空了的大菜桶来到三班门口，招呼我拿碗过去打点残留的剩菜；我的香皂使没了，他还主动送了我一块。四班的副班长叫张文庄，大兴人，2000年秋天，他在七处404室曾经呆过3、4天，与我聊过他的案子。就这么浅浅的一面之交，他却记在心头。我的毛巾给沤烂了，他马上送来了新的，后来又送给我一支牙膏和一袋黑芝麻糊。在当局眼里，贾生国、张波、董京和张文庄似乎都是很卑微的人，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善意，让我心存感激，久而不忘。
    在一分监区，还有一个人对我也不错，他就是大班长边毅，是个经济犯。我还在二班时，他就不避嫌，进来和我单独聊过天。我到三班后写给狱方的批评和建议，一般都是经他的手递过去的。有时他会把我叫到后台（在筒道尽头的值班处），试图无奈地和我作些解释。当他知道我一直便秘后，就明确肯定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求茅”。所谓求茅，就是你觉得来了便意，就单独提出如厕的要求。我在班中见到别人求过茅，这种事班长是见人下菜碟，有些混得不错的，当然能如愿以偿，而对其他人，则或是干脆拒之，或是拖着不报（不向值班杂务报告此事），或是讥讽得你能收回成命。然而，尽管边毅有话在先，但我这个人就是不习惯于比人显得“牛”，我是轻易不开口。有一次实在没辙了，求茅后一人进厕，估计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将干结的大便统统出清，最后不仅双腿酸麻难忍，而且腰脊胀痛，浑身汗湿数遍。其间值班杂务曾二进厕所，见到我“艰苦奋斗”时额头上掉下黄豆大的汗珠，还误以为我犯病了呢。
    四月末，活更紧了。不仅老“抢活”，而且把一直雷打不动的看电视新闻也给冲了。我琢磨这是一分监区自己私下决定的。为什么呢？4月27日、28日、29日三天，出了一档稀奇事，这三天中，每到晚上6点25分，李中就让值班杂务把我这个“特管犯”单独叫出去，和管开电视的李文章一起看一小时新闻节目。于是，偌大的门厅中，34英寸大彩电荧屏前，就我们两个端坐而观之。像往常一样，李文章是边瞧边将新闻要点记录在一个本子上。而各监舍内，则是风风火火加班抢活，忙得不亦乐乎。五一长假将至，此时，不论快牛慢牛勤牛懒牛，不给赶得多走几步，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