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日，星期天，是我到达遣送处的第三天，户外阳光灿媚，室内窗明几净。与看守所一样，这里星期天吃两顿饭，无早餐，因此搞卫生的时间延长了。据班长说，今天要达到最高的标准，即队长进屋用手指摸任何地方，都不能沾上一点点尘土。我负责擦净碗柜，用抹布湿擦，干擦，再用手擦，周而复始，层层如此。由于一天之中只有搞卫生时，才是你唯一可以自主支配自己身子的转向，自主调整自己身子姿态的时段，因此大伙对慢搞、细搞并无怨言，默然无话地干就是了。
    对入监班来说，星期天搞完卫生后，依然照练规矩不误。先是将“报告、到、是”狂喊一气，再是练四面转法，继而是原地齐步走。稍有异常的是，这天练的时间缩短了，练完后班长叫人拿出写有“十不准”的小木板来，让大伙人手一块，端坐在那儿“学习”起来。我当然也坐在小矮凳上，不过，与别人不同的是，我照例从不跟着领读的人出声去念，并且，我像影视剧中曾经出现过的文盲那样，是将“十不准”倒着拿的。当然，我的“倒拿”纯属故意，因为早在3月30日晚上，我就对班长说，我无罪，根本无须改造，自然也就不会去背什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班长对此并不糊涂，他说，你们政治犯都是这样的。3月31日下午，班里教唱狱歌，歌名是“喊起一二一，不要把头低”，班长主动对我说，你不用唱。我说，不喊一二一的时候，他们老低头，我又何曾低过头？中国有句老话，叫低头认罪。我无罪，低什么头？班长说，你别说了，你是你，他们是他们，他们必须背，必须唱。
    不多一会，值班杂务到各班通知，马上有人来参观，是银行系统的。当时我不明白，那些个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白领们到这个最底层来参观是为了什么。事后才知，是让那些俊男靓女们亲眼看看监狱，以便心生戒惧，不敢随便在钱的问题上造次。然而，作为被参观的一方，却并不是很配合银行领导的意图，他们照例从脸面出发，要尽量美化、夸饰监狱生活，以便凸现出所谓“文明、人道”来。
    近10点，但闻电动铁门开启，鱼贯而入进来了70多位穿着讲究、举止得体的银行职员。在遣送处的精心组织、精心安排下，他们一看不见电棍，二听不到狂喊，相反，他们脚下是一尘不染的筒道，首先见到的是挂有“图书室”、“心理咨询室”标牌的屋子，以及摆放在大厅西北角的34英寸大彩电。接着看到的是畅亮洁静的厕所和盥洗室。在标有“一班”到“八班”的监舍内，则是一幅完全一样的寝室加书房的图景：身着囚服的罪犯坐得齐齐整整，在静静地、专心致志地“学习”，没有人东张西望，没有人交头接耳。一贯作为劳动场所使用的监舍已经被彻底清扫，工作台及器械均已统一藏妥，任你眼睛再好使，也见不到一丝一毫手工工场的痕迹。许是由于比较年轻，参观者们叽叽喳喳边走边议，我们听到最为他们啧啧称奇的是，每个囚犯的床位上是统一尺寸的褥子，铺了格子相间的床单，而湖蓝色的被子则被迭得整齐见方，捏得梭角分明，有一种不似军营胜似军营的气象——善良的参观者们压根儿不会注意到，为什么每个班的床铺底下都用床帘遮挡着；他们更不会想到，塞满了床下空间的，正是囚犯们晚上睡觉要使用的被子和褥子！可怜床下那些厚薄不一、杂色斑驳的铺盖卷不会说话，可怜屋中那些知道底细、心怀恐惧的囚犯不敢说话，于是，那些个智商不低的白领男士和丽人就在“愚人节”这天被人公然愚弄；出了遣送处回家之后，恐怕还将饶有兴致地向亲朋好友侃侃述说哩。
    与银行职员们相同的是，每个刚到遣送处的“一进宫”囚犯也都要如此这般地被愚弄一番；不同的是，当天晚上囚犯们就会知道自己被愚弄了。比如，我是在3月30日的白天被愚弄了一把，但到了晚上近11点，我就知道自己被人愚弄了。记得那天刚刚踏进入监班时，那一排排双层铁床，那褥子和那被包，的确给与床久违了的我带来了几分惊喜。当时我想，既然囚服、鞋子是发的，想必被褥、床单也是发的，至于花点功夫整理内务，来点军事化，也无可厚非么。3月30晚上过了9点（看守所就寝时间），我就不时被困意袭扰，好不容易熬到近11点，心想可以打开湖蓝色棉被，一人一床好好睡一觉时，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幕：由副班长指挥，众人先将方方正正的被包用双手端着取下来，轻轻地码放在铺了单子的地上；再将褥子连床单一并迭成三折，取下来码在另一处地上；然后有专人从床下拽出我们自个儿的铺盖卷，每人认领后放到指定的铺位上铺开。此外，床少人多，暂押犯只能仨人挤两铺，凑乎着睡（人再多时，就只能睡在地上）。那时，我心里就甭提多腻味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是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制造出来！而参与制造的，中间有不少人还依然习焉不察、麻木不仁。
    3月31日清晨，当值班杂务统一发出“起床”令后，各班在班长的催促下，几分钟之内，每人穿戴完毕，并将自己的铺盖卷放在地上，再由专人塞到床底下，并用脚狠狠揣结实，以免床帘遮不住而露出马脚来。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铺上供参观用的褥子，像上供品那样在每个铺位上放上被包，并由专人上去一一拍打拿捏，务求高质量，务求赏心悦目。
    这样近距离的制假造假令我深感恶心。4月1日那天，我甚至有过冲动，要像王海那样当场掀开床帘，揭穿假象。我之所以未付诸行动，并不在于怕承担后果，而是在于不想使遣送处一下子极端难堪：当着那么多银行先生、小姐的面，遣送处的丑可不丢大方了？！参观团离去的当天，我就对遣送处的官方造假提出了口头批评。不几天，又提出了严厉的书面批评。我说，身为“改造罪犯”的专门司法机构，却当着被改造对象的面，并组织被改造对象制假造假，这不是公然反你们所标榜的宗旨而行之，将罪犯进一步拉下水吗？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世界第一”，却何以财政拨款就这么拮据以致不能给犯人下发被褥？果真如此，那也应该放上犯人自己的被褥，那怕多花点功夫进行包装，也比搞假的强百倍。
    遣送处用沉默来对待我的质问和批评。他们似乎也只能这样：既无法争辩，又陋习难改。的确，中国人的自相糊弄，决不是一年一度“愚人节”中的即兴表演，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尽把戏。据我所知，那一幕白天摆放晚上撤下的假戏至今仍在天天上演。此外，那聋子的耳朵——图书室自然也安然无恙。然而，它何曾对任何一个暂押犯开放过？又有哪一个暂押犯从那里借出过书来？我后来到了三班，遇到一位隔三差五进图书室搞卫生的囚犯，他对我说，里面是摆了不少书，有的还是大部头，精装本，但是，所有那些都不是供借阅，供提高囚犯“精神文明程度”用的，而仅仅是作为摆设，作为愚弄人的道具而存在。搞个图书室，对上可以交待，对外可供参观，这就很有“价值”了，而它的真正功能，却被活活阉割了。
    国人啊国人，何时不再自愚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