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筒道，是个大门厅，我们把铺盖卷靠墙摆下后，很快就来了一个狱警。但见他脸色铁青，没作任何交待，更没有半点带有人性味的表示，就喝令我们蹲下抱头（我照例不抱。不知为什么，他未曾与我计较），然后每点到一人，那人就走过去站定，由他厉声发问几句后，被勒令脱光衣服，再当面蹦跳几下。与此同时，遣送处内干杂务的“长留犯”则手脚麻利地完成对你铺盖卷的搜检任务，将被褥、洗漱用具、裤衩、秋衣秋裤、袜子留出来，其余则装入编织袋中，待家属来接见时带回。当你穿上裤衩和听命将秋衣秋裤里子朝外穿上后，便迅速有人上来在你衣裤上胡乱打上红漆记号。地下若有多余的秋衣秋裤，则也给涂抹一通。然后再扔给你一身棉囚服、一身单囚服和一双棉鞋，喝令你马上穿上。4人都经过这头道工序后，随即被严厉告知：在筒道里走路必须靠墙；拐弯必须走直角；有事必须喊“报告”，接受指令后必须喊“是”，点到名必须答“到”。接着就由杂务将我们带到入监班——二班。

    进得班后，见里面有20来人，都坐在塑料小矮凳上，门口一人又是脸色铁青，要我们将被褥放在地上，站着等候新一轮问话。这回，问话者是二班长，长留犯。当时我排在第二个，排我前头那位被叫到班长跟前蹲下，只见他刚一回话，就听得班长一声断喝：“眼睛不许看人！”那人大惑不解。复又听得一声：“眼睛冲地！” 他似乎明白了，于是低眉垂目，象奴才回主子话那样应对起来。我虽然很快也从不解中明白过来了，但是，由震惊而愕然的这一幕，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如果说从跨入筒道开始到进二班前，我们所感受到的粗暴、蛮横似乎还能归结为给我们来个下马威的话，那么，现在连看人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就真的是别出心裁、恶意作贱了！我隐隐觉得这个地方深浅莫测、凶多吉少。问明“新犯”的简单情况后，紧接着就问他认不认罪。得到肯定答复后，班长旁边的同样凶相毕露的“马仔”就立即拿出纸张，让他照“认罪悔罪书”样本马上抄写一份，签上姓名，呈上。
    现在是我等着回话了。当“眼睛不许看人！”的命令发出后，我不仅装着听不懂，还笑了出来。一瞬间，但见马仔眼珠瞪出、班长怒容上脸，于是我就轻轻地、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不认罪。”这四个字真是四两拨千斤：我话音刚落，班长的脸就变了回去；接着他又认真瞄了我一眼，知道碰上“特管犯”了。他开始不太自然地跟我解释说，要给每人家里赶快发接见通知书，所以要问清你的通讯地址。我说完后，他还接了一句，他曾在西八里庄附近经营过一家清真餐馆，最后他说：“那认罪悔罪书就没你什么事了。”
    然而，第三、第四个被问话者，还是照例不得抬眼视人，照例回话低声下气、战战兢兢，抄写认罪悔罪书时更是一脸顺从、驯服的样子。就这样，犯人整犯人的无情和歹毒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活生生地展现出来！这不禁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司空见惯的场面：把人定为坏人还不够，坏人中间还要分出三六九等来；作为“动力”的坏人还要把别的坏人尚存的做人尊严统统打掉。
    我们进筒道时，就已过了午餐时间，这时每人领得一个馒头，慢慢啃起来。不过，虽然折腾了一上午，实际上一点饥饿的感觉也没有——满脑子都是别的感觉！过一会，班长一人上床午休了；看样子，别人无此福份。我坐在小矮凳上，刚刚有点困意，忽听筒道里有人大声唤我名字，原来是狱方找我谈话。我由杂务引导进了中队谈话室，知是分监区长按程序找“特管犯”作个交待。与刚进筒道时见到的那个狱警相比，这个30岁出头的“老大”（长留犯背地里对他的称呼，这是我几天以后知道的）对我有以礼相待的味道。他语气平和地说，我们对每一个犯人都按《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来要求，希望你能理解。不过，对你会有些不同。当然，这不是因为你的罪名特别。我说，监狱按法院大票认定被解来的人都是罪犯，这本身无可厚非，我也不会因此而怪罪于你们。不过，我自己不可能把自己当作罪犯，这一点希望你能理解。他点头认可后说，有事可以直接找他。我问他贵姓，他说可称他“李中”。这时我闹了个笑话，追问一句“是不是忠于的忠？”他略显尴尬，未置可否。回到班里，才知道他是中队长，按监狱习惯，别人都称他为“李中”。稍后，又有人唤我出班。原来是上午铁青着脸的那个狱警（小队长）找我。不过，这时他的脸部表情放松多了，还破例让人找了个矮凳让我坐着（另外3人均是蹲着回话）。他问了我的简历和我的亲属关系，最后他缓缓地说，你到了这里，要适应这里的规定，不要给我们的管理添麻烦。我回答说，我一向通情达理，监狱的规定，有些肯定是合理的，我会遵守。不过，我要明确强调一点，我的尊严必须得到尊重，有了这一条，别的都好说。
    入监班长午休完毕后，就开始声色俱厉地履行狱方交待的职责：他要让所有新来的犯人知道什么是遣送处的规矩。于是，从我到达遣送处的第一天开始，在我耳边，就充斥着入监班长对别的犯人的呵斥和责骂声；在我眼前，就晃动着他动辄借故用脚揣人的粗野身影。说起来，我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自1989年以来的12年中，我曾经呆过秦城监狱、北京市西城区拘留所和北京市看守所；在21世纪的春天，我来到了遣送处。然而，出乎意料地，我在这里明显感受到了扑鼻而来的严重缺乏人性的古拉格味道，比之1994年夏天的西城区拘留所，竟有大过而无不及。我暗暗作出了自己的抉择：这个坑里的水再深，我也决心蹚过去。我不想凭“特管”的身份去闹什么特殊。性格决定命运，我要作一个货真价实的炼狱者，要作一个够资格的历史见证人。而且，我自信我能撑得住。因为，我有过插队农村长达10年的艰辛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