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为自己作无罪辩护。
    一、根据现代文明所确认的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我无罪。
    一个享有言论自由权的公民，当他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被认定为有罪呢？对此，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只有当他煽动用武力摧毁民选政府、并在他的煽动下出现了事实上的危险的时候，他才会被认定为有罪。除此之外，就是四个字：言者无罪。心中有了这根准绳，就不难明白起诉书的荒唐。显而易见，在那上面所列举的我的言论和李晓平的言论，与“武力摧毁政府”压根儿不沾边，我何罪之有？我对六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李晓平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自己的看法，难道就不能说？不能写？不能传？对官方的一套， 对官方的定性难道只能说是，不能说不？1976年天安门运动，官方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很多老百姓说它是“革命运动”。结果怎么样？是官方大错特错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官方定性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而我认为它是“一场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这不过是光明磊落地说出真话、表达看法而已，何罪之有？李晓平主张通过修宪，用四项平权原则换掉四项特权原则，这种和平地表达政见的做法，又有何罪？我认为，这种敢于行使权利，不说违心话的公民行为，不仅无罪，还应在中国大力提倡和发扬。因为，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公民品质的培养和提高实在干系太大。而对抗现代文明，坚持以言治罪、迫害异端的人，才恰恰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今年6月26日，我在逮捕证上写下了“文字狱”三个字，意在奉劝官方。今天，我在这里还想再一次奉劝官方：不要学雍正，不要再搞文字狱了。放眼寰球，谁还不清楚：究竟还剩几家在搞以言治罪，在搞文字狱呢？
    二、根据《刑法》第105条，我还是无罪。
    《刑法》第105条第二款，背离国际社会的共识，给言论自由强加了限制，为公民的政治言论设置了禁区。根据该款，一个公民煽动用和平方式推翻政府就会被认定为有罪。起诉书正是根据这一款，指控我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犯罪。然而，我写下的文字是什么呢？是要老百姓在6月3日、6月4日晚上，在家中点燃蜡烛，以此祭奠六四英魂。这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何止相差十里八里？李晓平煽动老百姓干什么呢？是要他们逼迫执政集团“让步”。请注意，是“让步”而非“让位”。一字之差，泾渭分明。连中学生都明白，“让步”就是还在台上，不被推翻、不被颠覆、不下台。这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又何止相差十米八米？起诉书怎能如此不顾事实，违背常识，愣说我触犯了《刑法》第105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奉命强加、指鹿为马。不过，这种指鹿为马是不是太离谱了？又是不是太可悲了？
    说心里话，我连煽动颠覆街道办事处的念头都没有。我的心思不在那里。几千年来，在政治领域中，中国人最习惯于干两件事。一件是当顺民，另一件是揭竿而起，颠覆政权。用暴力颠覆政权的事已经干过几十次了，光二十世纪就干成了两起，1911年一起，1949年一起。我认为，国人不能再继续这种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的恶性循环了。当然，老百姓如果尝试用和平方式颠覆国家政权，这在中国还属创举。不过，我担心很容易又会放弃非暴力方式，而去轻车熟路地搞以暴易暴。因此，在我的政治理念中，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排除“颠覆政权” 这一条的。既无内在动机，又哪来外在言论？我的全部文章表明：我热心地去做的，是希望老百姓颠覆自己的顺民——暴民循环。这种说说写写，难道就犯了天条，非要被置于死地而后快？
    综上所述，起诉书对我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一件明摆着的、朗若白昼的事实是：我无罪。
   
   
   （自我辩护曾被审判长多次无理打断）
   
   
    1999年11月1日 于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