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5月19日到2001年3月30日，我在北京市看守所 ——宣武区半步桥44号旁门——内的313室和404室度过了681个日日夜夜，写下了44节看守所生活的杂记，其中第40-44节是到了二监以后才得以最终完成的。所写下来的这些东西，自然是在我所选取的视角下呈现出来的羁押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不可替代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然而，如果不是权利意识和责任伦理的双重驱策，我也是不会选择命笔的。试想，在常年被关押在七处的几千人中，在这么多年来曾被关押过七处的10余万人中，会有几人想到要写？又有几人真的动了笔？而又有几人写下的东西问了世？很多人不清楚他们有权写，因而连写的念头都没有。意识到有权写的人又往往弃权了事。最后，有人写成了，却又稿投无门，尘封箱底。幸而得以面世的大墙内情之披露，仍属罕见。
    作为20世纪末中国文字狱的一名受害者，我清楚自己有权写，且责无旁贷，不能弃权。此外，我寻求发表不难。最后我确认，有可能在号中即思即写，现场实录。这首先是因为，号中存有纸笔。警方的本意是让在押人员代劳完成各种本应由他们完成的书面作业，从人员登记造册，要款条填写……到警察的入党申请书和党校函授部警察学员的毕业论文等。二是犯罪嫌疑人中扎针的少。因为扎针对减轻官司不起作用，又易招人轻辱。我从2000年3月开始动笔，到2001年2月因“我的自我辩护”之发表而止笔，中间无一人向官方告密。当然，麻烦还是有的。第一是要对付不定期的清监。每次清监，号里总被翻个底朝天，还常常对我重点搜身。而每次，我都得找到警察意想不到的地方，在1、2分钟之内将文稿藏匿。其次是要设法将文稿送出大墙。如果倾注心血、伏膝写就的东西被最后吞噬，岂非功败垂成、殊为可惜？那些自2000年8月开始为我带出文稿的人有大恩于我，除了感念系之，日后定当涌泉相报。
    历时一年多，我写成并送出了《看守所杂记》。这期间，我的体质明显下降，右眼视力急剧恶化。不经意地，会有几分痛楚爬出来，使我心情不好。然而，我从没有自怜自哀。我明白，我所吃的苦和遭的罪，在血泪斑斑的以言治罪史上，是算不上什么的。我清楚，我绝无砍头之虞，我将从看守所平安地走向监狱。而31年前，年仅27岁的遇罗克却从同一家看守所走上刑场，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深知，正是林昭、李九莲、遇罗克、张志新、史唐枫、王申酉……等众多先驱者的慷慨就义，才为后人堵死了通往地狱之路，鼓舞了更多的思想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理念和见解。今天的中国，当权者已经不能对言者重罪加身，更不能施以杀手。作为一名幸运的后来者，我能不为此而永远铭记那些无畏的勇者、那些凛凛犹生的志士仁人吗？
    我的朋友徐晓女士、丁东先生与徐友渔先生联手，于1999年1月推出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为我们这个不爱忏悔也并不见得长于反思的民族做了一件好事。遇罗克在说出真话与保全生命之间选择了前者，既表达了他“不自由毋宁死”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他人格的伟岸和魂魄的壮丽，也集中暴露了中国社会文化与制度的落后。试想，一个需要言者进行生死抉择的社会，一个能够对言者大事张扬地横加杀戮的社会，不是远远落后于言者能够免于恐惧地自主表达、能够用整个生命去说出真话拥抱真实的社会吗？

    为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确认言者的权利、异端的权利并确立对言者免于加罪的制度，需要有人不断地冲击言禁，挑战恶法，以自己的牢狱之灾去窄化并堵死以言获罪之路。在我被抓之前，浙江的傅国涌、山西的陈平、大连的刘晓波、湖南的张善光、安徽的刘庆梅、甘肃的岳天祥、江苏的郭少坤以言获罪，身陷囹圄。在我之后，河南的安均、北京的孙名、徐伟和杨子立等人又祸起笔端，锒铛入狱。无庸讳言，为了说出真话而不惜坐牢的人，永远只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是不可或缺的。偌大一个中国，13亿中国人，如果没有几条刚烈汉子直言不讳开罪朝廷，那又成何体统？而更有意义的是，言者蒙难的事实将不断地警示世界和国人：大陆中国社会，还是一个需要言者就说真话和坐班房作出抉择的社会，还是一个言论自由权遭到官方践踏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亟需变革的社会。我深信，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驯服的草民，识时务的俊杰和笃信东方文化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人性的萌动，又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说真话就和逛公园、下馆子、看大片一样，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只要愿意就可为、能为之事呢？
    有些文人在为官方的言禁辩护时，常常抛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开脱之辞：以言治罪在中国太悠久了，因而要慢慢求变。殊不知这一“慢”，那历史就更“久”，因而拖着不变就“更有理由”了。君不见，20世纪就这么给拖过去了！可爱的先生们，是否还要再拖上50年、100年呢？中国的港澳早已不存在言禁。中国的台湾解禁也已10多年了。中国的大陆，又何苦要死守言禁？依我之见，废除言禁已然是一件能够果敢立决、一朝定夺之事，如同1895年的大清废止凌迟，如同中华民国之废小脚、绝太监，哪里还有半点拖的理由？
    我不是一个生性很乐观的人。但我总觉得，眼下的言禁已是强弩之末，不及行远。试问，对于吴祖光、许良英、胡绩伟、王若水、丁子霖、蒋培坤、林牧、鲍彤等先生不事伪饰、直击要害的冲击，它还能支撑多久？对于李锐、李慎之、韦君宜、戴煌、邵燕祥、张思之、牧惠、吴敬琏、茅于轼、袁伟时、秦晖、徐友渔、肖雪慧、王富仁、崔卫平、刘军宁等先生略施曲笔、言尽及义的进逼，它还能挠阻几许？对于鄢烈山、张祖桦、余杰、刘洪波等先生烛照世事、鞭辟入里的论析，它还能逞威几分？对于开放的、自由的、参与的因特网，它还能防火几道？
    延续数千年的言禁一旦溃决，将是中华民族认同主流、融入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进步，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真正盛大的节日。自那之后，中国将迎来一个变小聪明为大聪明，变小智慧为大智慧的崭新时代，将步入一个国人的尊严得到充分尊重，国人的创造力得以井喷的奇迹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不以一切专制社会遗老遗少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皇帝、执政、总统、主席和核心所阻挡不了的。
   
   
    2001．12．10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六监区十六分监区十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