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辰花园别墅7号院”案做出一审判决，并进行了公开宣判，以“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刘春洋、张芳菁死缓和无期徒刑，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范少峰、范培祥、冯军有期徒刑9年、9年、和8年。6月12日，冯军由朝阳看守所解来404室，使我得以对此案的全貌和内幕有了第一手的知晓和把握。

    冯军今年25岁，毕业于长春建筑工程学院，大专文化，后去长白山当了一名森林警察。1999年春天，他应表姐刘春洋的召唤，来京协助张罗设在北辰花园别墅7号院的“高级俱乐部”。为了力求做到名副其实，开张之前，他们还专门从泰国请来高级妓女，对他们招募来的“小姐”进行严格培训，以便胜任为社会名流销魂的“高雅”任务。从1999年3月18日到6月2日短短两个半月时间内，就有数以百计的权贵富豪、明星大腕争相光顾7号院，荣幸地成为俱乐部的正式“会员”。生意鼎盛时期的5月30日和5月31日两天，造访者高达80多人，日创收5万元以上。
    身高1.74米、服装模特儿出身的刘春洋深谙“美色对于男性是难以拒绝的诱惑”这一人性弱点，做成了一把红红火火的高档皮肉生意。1999年4月下旬的一天凌晨，邓朴方带着三位新加坡客人来到7号院。邓坐在轮椅上，由随从抬上二楼，在客厅里与刘春洋、张芳菁聊天，他的三位客人则入室接受小姐服务。由于是电话预约，“俱乐部”特意留了6位小姐，给每位客人配备2位，名曰“双飞”。每位小姐开价1100元，双飞则是2200元。按惯例，客人还要另给小姐和服务人员小费。那天事毕后，冯军从邓的随从手里拿到小费500元。邓小平的一位外甥，则是自己驾着白色大奔去接受小姐服务，冯军则每次将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张芳菁的几位中南海“朋友”，也是自己驾车前往，而且是晚上不去下午去。关系热络之后，张芳菁曾被邀去中南海逗留。冯军说，他为之擦过皮鞋的还有昔日的篮坛巨人、年逾70的电影明星和当今乐坛的走红歌手。同显贵家族和高级公仆一样，这些人踏入7号院，也冒着不小的风险。因为，按他们的知名度，不仅冯军认得出他们，其他“俱乐部工作人员”和小姐也都认得出他们。然而，在人性弱点的驱使下，他们对7号院趋之若鹜，不落人后（出于宽容，我在这里隐去他们的名字）。作为门童、清洁员和避孕套发送员，冯军对有些事是不可能知情的。例如，如何提高“俱乐部”运行的安全系数，他一般并不与闻，他只记得刘春洋对他说过：“朝阳分局已经摆平了，不用担心了。”
    妈咪千虑，终有一失。1999年6月2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13处包围了7号院。当时在别墅内的所有嫖客和妓女无一漏网，其中包括专程来京汇报三峡库区工作的某省（四川省或湖北省）副局（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他们的被抓，导致6月3号听取汇报的朱熔基和有关部委头头白等了一上午。有个嫖客情急之下跳楼出逃，结果胯骨骨折，未能如愿。冯军由于熟悉环境，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逃逸，然后找到当天没去7号院的表姐，连夜奔走天津。第二天，两人坐火车急赴长春。几天以后，再转移到吉林市。6月9日中午时分，在吉林市一家宾馆内，他们被警方抓获。
    冯军被递解来京后，关押在昌平县七里渠的13处拘留所。在号里，他遇见了6月2日夜里被抓的几个人。一位是开着一家电脑公司的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事发后被开除学籍。一位是北大方正集团的经理，被劳教一年半。还有一位是西门子中国公司副总经理。更多的“会员”则是6月2日以后赴7号院时被蹲守的警察捕获的。其中有刚从天津调任来京的北京市某局副局长，北京市某区电力局负责人，59岁的燕山石化公司党委负责人，私企大药商等等（他们的名字且一一隐去）。当然，多数“会员”漏网了，其中包括每次去都要享用“八飞”，因而一掷万金极尽奢靡的“黄哥”。还有些“会员”则是网不住的，如前述邓小平的外甥，与一位姓王的哥们再去7号院时，被蹲守者好言请其驾自己的白色大奔到“另一个地方说说清楚”。车子进了七里渠13处拘留所，他勃然大怒，要过电话指名与13处处长通话，话毕驾车扬长而去，姓王的则留下抵账，被处15天行政拘留。
    当今中国，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中下层社会，色情泛滥、暗娼遍地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有正视“色欲易于失控”这一人性弱点，才能找到较为可取的办法，用以矫治已然远不可取的现实。
    还有一个大的人性弱点是：如果非份之财唾手可得，被追究查处又极少可能，则试图攫取便成为难以抗拒的冲动。源于这一人性弱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官吏腐败是久治不愈的痼疾。从王朝初建到王朝崩溃，其间的贪增现象，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封闭系统熵增现象一样，呈现铁定的规律性。有些出现过中兴的王朝，仅仅是打破了贪增的单调性，而绝没有逃脱这一大趋势。几千年来，从皇帝到大臣，从士大夫到平头百姓，在反贪肃贪上可没少想办法，没少下工夫。从道德批判、道德自律到稽查督责、整肃吏治，从咒贪官、颂清官到杀富济贫、揭竿而起，这些办法被坚持使用，重复使用，周期性地使用，然而腐败愈演愈烈、终至无官不贪的大趋势却怎么也遏制不了，消解不了。最后，在极个别清官的悲鸣之后，便响起了王朝覆亡的丧钟。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不能说中国人不知道“财欲易于失控”这一人性弱点。但是，中国人显然对该弱点正视不够，识之不透。理由是，外国人针对此弱点而专门设计并行之有效的三条反腐防腐举措至今未能在中国得以确认和确立。
    举措之一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这就根绝了权力集于一身（个人或机构）的现象，使以权谋私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并同时增大了被追究查处的可能。
    举措之二是同人办报。民间有权自主地办报、办杂志、办广播、办电视、办网络，这就使各级官吏被置于空前有效的监督之下，大大缩小了逃避追究查处的空间。
    举措之三是公正大选。自由、公正的大选，既能卓有成效地将品行较次、能力较差的候选人阻隔在权力圈之外，又能起到使当权者廉者守节、贪者敛贪的震慑作用。大选的上述威力是由上而下的层层选拔所不能企及的。
    可以有把握地说，只要以上三条举措不到位，中国的反贪就决不会出现奇迹。可以预料的，乃是贪增定律的无情，乃是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被一再撩拂而带来的苦涩和无奈。
    或问生还是死？我的回答是：确立上述三条则中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