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仍与当政者取合作态度的学者中间，吴敬琏不是那种曲学阿世、一味认同与迎合权贵的人。当执政集团还在坚持计划经济，当吴树青等“学者”还在大力论证计划经济优越于市场经济的时候，吴敬琏就力主“市场化改革”，想方设法对当政者进行规劝、诱导和调教。当然，无庸讳言，他是在对当政者的基本路线、基本原则不持公开异议的前提下这么做的。

    3月13日的《北京日报》上，吴先生发表了《我们的出路》一文。这是一篇努力说实话、并且比较到位地说实话的好文章。与《政府工作报告》等用很不到位的实话来扭曲真相的官方文字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在文中，他点出了困扰之所以存在的总的根源：在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却拥有占有稀缺资源的特权；而出路在于用市场机制去消解特权，对国企“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组”，同时“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明白人，他应该知道问题并没有点透。但作为一个高级幕僚，他也知道不能再说下去了。
    其实，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是困扰之所以存在的真正的总根源。这就是：效率低下的公有企业却拥有占有稀缺资源的特权，并硬是不通过公平竞争就厚着脸皮当主体。换句话说，官方所认定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存在内在的根本缺陷；而这个制度为所谓十四大、十五大及宪法所确认，这种确认的依据是意识形态的公有制崇拜或公有制迷误，再加上已经到手的巨大的制度性既得利益。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取消公有制的特权地位，确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个病根不除，中国永远成不了先进国家、发达国家。
    吴敬琏等人的主张，是削弱国有及公有制的特权地位。应当说，这很可能有利于最终取消其特权地位。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渐进过程中，与特权共命运的权力什么样的坏事、糟事都干得出来！已经触目惊心的权力市场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就是明证，而秦晖、何清涟等学者也早已公开指出了这一点。
    不过，我还是不想苛求吴敬琏。毕竟，他与吴树青之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在中国，多一些吴敬琏，要比多一些吴树青强多了。
   
    （2000年3月24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