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看守所常年保有80名左右死囚的关押量。他们呆的地方，离我最近处不到0.5米，最远处不足50米。几乎每周，都有人被一审判处死刑，从而加入死囚的行列；几乎每周，都有经二审核准死刑的人被拉出去处决。所谓铁打的死号，流水的死囚是也。执行枪决那天，由于多数情形下不搞公开宣判，一般是在上午8点多钟开门提出死囚，这与正常的检提、法提、管提和见律师在同一个时间段，因此即使近在咫尺，我们还是无法知道，某一天是否又有人“上路”了。然而，如果有一天，在早餐开饭之前，死号的铁门被打开，随即甬道中响起铁链声时，我们便能断定，今天有人将被处决，而且一定是经公开宣判再付执行的。

    1999年12月8日，一个阴冷的冬日，正交大雪节气。我们刚起床，就听见死号的铁门被打开的声音。很快，甬道中传来杂乱的、此起彼伏的铁链声，估计至少有6至7人被“点名”叫出去了。12月13日，刚接了一审票来到404室的密云人肖海军说，他在朝阳所读到了12月9日的《北京日报》，上面有陈连民等9人于8日被 枪决的消息。而这个陈连民，原来就关在404室，与我紧挨着睡。中秋节前一天，9月23日上午，他去一中法接一审判决，再未回号。两个半月以后，魂归西天。
    有句老话，叫做隔行如隔山。看守所里，则是隔墙如隔山。除了清晨链声给我们带来一些信息外，关于死号与死囚，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好奇心又常常驱使我们就如下一些问题进行猜测和争论：死囚如何度过他们的最后时光？让不让死囚提前知道处决日期？临刑前一天给不给吃特殊的、最后的晚餐？当局怕不怕死囚叫喊？用什么法子不让其叫喊？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提供了确切答案的话，你就是在404室再呆上一年，那些问题也依然是个谜。
    第一件事是，2000年1月21日上午，我在律师楼的等候处遇见了河北故城人杨树宾。他因抢劫罪被一审判处死刑，脚上带链，双手带揣，关在413室。那天出来见律师，是走二审程序，打二审官司。我抓紧机会，问了早就想问的问题，他则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死囚何时被拉出去是从不提前告知本人的，当然更不会给一顿“改善”了的最后的晚餐。处决那天上午8点多钟（要进行公开宣判的，则是6点多钟），监门打开，管教来指名提人，且门外站着法警。死囚一跨出监室，颈项上就被法警套上绳圈，以阻其叫喊。随后就被带去验血，确认正身；押到法院后，解揣，五花大绑给绑上，剔除脚镣；法官宣读二审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后，被押赴刑场。他还说，号内的活全是死囚干，包括给陪号洗衣服。家里或朋友给死囚送的钱，要被陪号“切”去30-40%。杨说，他的事二审也没戏，二审“拉回来”的只占5%左右。
    第二件事是，2000年6月22日下午，404室调入了一个经济犯李首龙，他是吉林延吉人，朝鲜族。他在411室当了8个月陪号，前些天打报告要求回老家服刑，结果就被调过来了。他一来，我们就把杨树宾所说的与他一一核对，结果他只订正了一条，即现在死囚的钱全都保存在管教那儿，陪号“切”不着了。他又告诉我们说，他们称死囚为“重号”，而“陪号”的正式名称叫“监护”。陪号每星期要写一份“监护报告”，没什么可写，就像小学生那样胡编。411室有7个陪号，8个重号，基本上都睡在板上。值夜班全由陪号承担，分前、后夜，各一人当班。与普通监室相比，死号的气氛要沉重得多，压抑得多。“重号”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唱歌甚至不准哼歌。他们也时常反思，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 “点背”，另一条是“对不起家里人”。对自己的“罪行”，则极少忏悔。这使我想起曾经在313室和404室见过的准死囚——即自己和别人都认为将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是王延、孙宝仓、吴朝阳、毕大维、陈连民、陈金琰、廖林、李亚平、高铄、刘波。10人中我只听到孙宝仓1人作过忏悔。而在我所见过的、交谈过的100来个在押人员中，也只有河北唐山人刘长海和湖北遂州人张云军作过忏悔。中国人之缺乏忏悔意识，是否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死囚，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如刑场在哪儿？处决后摘不摘器官？谁给摘？等等。不过，这些问题难以在看守所里得到答案，只能出去以后再说。而对搞清楚了的问题，号里人则有两点评述。一是临刑前不给好吃的，说明共产党不如皇帝老儿慷慨。以前秋决前夜，狱卒还给死囚送几碟菜，烫一壶酒。现在却是两个窝头、一碗菜汤就给打发了。二是临刑前不让出声，显见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度。电影里常有共产党员在刑场上高呼口号的，可见喉管未被割断，或脖子未被勒紧。如今的死囚却是开不了口，说不了话，彻底歇了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