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1日下午，天阴沉沉的。3点来钟，号内调进了两个带脚镣的人，一个来自海淀区看守所，叫刘波，山东威海人，涉嫌杀人、盗窃，长一身牛皮癣；另一个来自西城区看守所，叫高铄，家住小西天电车公司宿舍，杀人后用电锯分尸并抛尸护城河。“牛皮癣”和“电锯”的进号，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骚动。前者让人畏而远之，后者则令人感到恐怖和好奇。当天下午，还有不少看守赶来404室，站在门口往里一通瞧，为的是看一看“电锯”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
    高铄进号时，身穿一件土灰色羽绒服，寡言少语，目光呆滞。然而，要说他长得象歹徒，那可是一点儿都不靠谱。他是75年生人，个子较矮，但脸部白皙，眉清目大，曾在西城一家民办大学读完了大专课程，案发时在中青旅证券公司上班，收入不菲。我们问他：就是你，用一把电锯搅动了京城？！他脸无表情点点头，并不说话。几天以后，他显得较为适应和放松了，慢慢给我们讲了他的事。
    由于业务关系，他所接触的，都是远比他富的人。久而久之，心痒难忍。在发财欲望的烧灼下，他选择了靠山吃山的致富之路：盗卖客户股票。99年5月，他卖掉了一客户价值20万元的股票，并临时雇人在西四一家银行将钱取出。岂料雇员见钱眼开，要将酬金从5000元加码至5万元。他将雇员带至车公庄2号楼10层的一套住房内，经两天讨价还价未能了断，遂起意结束对方性命。在雇员于深夜熟睡后，他恶从胆边生，用铁锤猛击其头部而将他送了终。尸体在屋里放了两天后，他借来电锯动手肢解。当天晚上10点多钟，他将两条大腿打包，出门打的去永定门，准备抛入护城河。谁知刚下出租车，就冷不丁地遇上一伙联防，并被不容分说地带至联防值班室。他说，突然大难临头惊出一身冷汗后，不知怎么却很快镇静下来了。在几次要他开包接受检查的危急情况下，他都面不改色地对付过去了，当然，后来想想还真是后怕。最后，他以“去爷爷那儿取了身份证再回来拿包”为由，故意缓步走出值班室，上了马路。待拐过一个小弯，他立马撒腿就跑，跑出大约一站地左右，气喘吁吁地打的回到车公庄，急步上楼将躯干和头颅打了包，一刻未停就又下楼打的直奔德胜门，总算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抛了尸。

    我们问他，我们听着都觉得瘆得慌，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用电锯锯人就不觉得瘆得慌？他说，一个人将尸体扛出去，他扛不动；如果叫别人来帮忙，那就更坏事了。想了两天头都疼了，实在想不出招，就硬着头皮这么干了。我们又说，那天你走后，永定门联防一旦将包打开，还不炸了窝？还不惊出精神病来？！他依然脸无表情，轻轻说，那是肯定的。就这么面对面、眼对眼地听他说了，也问了他了，但我们却还是很迷惘：人这个东西，真是够你琢磨的。说实话，至今我都难以把这个脸上没有一丝横肉的小矮个，与丧心病狂残杀同类的恶行挂起勾来。
    后来，我和高铄又单独细聊过两次。他说，他的父母和我是同辈人，就他这个独生子，他这次出事是对父母的毁灭性打击。为什么图财又害命呢？他说原因有两条。一条是他信奉拜金主义，自己的心态被追逐财富的欲念腌制过了。第二是他所见到的“先富起来”的人，大都是靠巧取豪夺所成，这种不公正的“生态”给了他深深的刺激。他说，你要写，就把这两条写全了，缺一不可。
    2000年1月24日上午，高铄接到了起诉书。不出所料，上面列有“一特两极”：后果特别严重，手段极为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看守所里流行一句话，叫做：一特一极，生死难测；二特一极，必死无疑。他被打上“一特两极”，所面临的，只能是与死神相拥、别无他哉的命运。
    2月中旬，他去一中法受审，他的一个叔叔去旁听；他父母心都碎了，不想也不敢去见他。3月20日上午，他去法院接一审判决书。行前，大伙都清楚，他接的肯定是死票。下午，他被破例允许回号收拾东西时（某看守是他的“托”），已经按死囚待遇戴上了前揣，并将在“死号”中度过他按月计算的最后时光。我从被垛中抽出他的被褥，递给了他。当我用目视与他作最后的告别时，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惨淡的苦笑。
    4月下旬高法开庭审理时，高铄使小聪明，当庭“晕”倒在地，于是被迫休庭。6月14日上午，高法再次开庭，高铄又一次适时“晕”倒，导致再次休庭。同号郝卫军当天去高法接二审票，与高铄同车往返。小郝告诉我，高铄被架回“笼子”（法院中的候审室，状如笼子）后不久就“清醒”了，大呼小喊地说：法官大人，我冤枉啊！在回程路上，高铄已经一点不晕了，还问小郝“江老师接票了吗？”
    7月初，我们知道他已经“晕着”上路了（上西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