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里人浮游尘世，见多识广，但却从未见过针对政治犯的起诉书。因此我一回号，他们就要过起诉书争相传阅起来，并且马上就议论开了。
    “这算犯的哪门子罪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写篇文章就给加顶那么吓人的大帽子！”

    “人权人权，连说话权都没有！”
    “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共产党还在这样把人往死里整！”
    10月29日上午，莫律师再次来到看守所，告诉我11月1日就开庭。当时我觉得，法院赶在起诉书刚下第10天就开庭，表明当局似乎拿定了主意，要速判速决。其实，我也希望尽早对簿公堂，一是能见到亲人，二是能留下一篇经得起检验、无愧于历史的辩护词。
    辞别律师回到号内，我就潜心推敲早已打过多少次腹稿的辩护词和最后陈述来。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自我辩护一定要浩气在胸、正面迎击；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言简意赅、打中要害。最后陈述要出自肺腑，有情有义。为了避免被审判长动辄打断，在遣词行文上还要注意拿捏得当，不能意气用事。
    10月30日、31日两天，是休息日。在这两天中，我从容敲定了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最终文本，并决定开庭时不带片纸，以正气和辩才在法庭上反客为主，将迫害者置于被告席上。号里人则忙着帮我洗衣裤，还张罗着给我找合适的鞋子，并嚷嚷着要为我制作领带；还有人主动替我值夜班，以保证我精神饱满、器宇轩昂地拿下这场真正的官司。
    99年11月1日，刚用过早餐，监门就被打开了。尽管我早已穿戴整齐，但王丰还给我递来了毛背心，张志力为我披上了棉大衣。我高举右手，向全号打出一个“V”字，转身迈步出监。
    那天，去一中法开庭的有6人。法警将我们带出看守所北大门后，一个被人称作“老大”、身着皮茄克的人将我单独留下，而让其他5人上了依维柯囚车。稍后，我被带上一辆警车，看押我的两名法警抱怨说，为了我的事，他们连早饭都没吃上。他们告诉我，7点不到，公安局的人马就开到了一中法内外实行警戒，他们也随即集合起来，驱车来看守所提我。我清楚，当局的政治犯恐惧症又犯了。不一会儿，“老大”上了警车，坐在驾驶座上。他对我说，他必须万无一失地完成上头交办的任务。旁边的法警告诉我，“老大”就是他们法警队的队长，48岁。只见“老大”频频用手机通话，等候出发指令；直到8：30左右，三辆警车和一辆囚车才鸣响警笛，驶离看守所。由于实行了交通管制，因此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在途经的各个路口，都聚集了密密的车辆和行人，他们因早早亮起的红灯而被迫驻足等候——他们不会清楚，当局如此劳师动众、草木皆兵，乃是为了对付一个敢说真话的良心犯！
    为了避开早已聚集在法院西门外的关心我的朋友和记者，车队没按惯例走西门，而是从一中法的北大门驶入，在中央大楼的一道边门处停下。在囚车上的5人被先行带入大楼之后，我下了警车，被带到楼里的一间暂押室内，解开手铐。我脱下大衣，一个人在里头慢慢踱步。尽管很快就要见到亲人，很快就要作为一名“被告”而平生头一次走上法庭，但我的心绪却出奇地宁静，宁静得连自己都难以相信。
    几分钟后，法警打开暂押室的铁栅栏门，传我上堂。法庭离得很近，我走到门口迈入第一步，就督见了坐在仅有的5个旁听席最右端的妻子。她带着眼镜，显得瘦削，冲我点了点头。我点头示意后，又扫了一眼另外4个派来占座的旁听“群众”，微微一乐，径直走向被告席。这时，审判人员、公诉人、莫律师和王刚律师都已正襟危坐，一场无奈的、虚伪的“公开”审理就要开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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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莫2个小时后,当我的最后陈述进入尾声之时,旁听席上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我确知掌声来自亲爱的妻子。恼怒的女审判长立即指使法警驱赶她。我转身目送妻子步出法庭后，压住怒火，继续进行陈述。最后，我对法庭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其掏出红牌驱逐我妻子的粗暴行径。
    闭庭之后，我被带到暂押室甬道中，“老大”让我临时占用法警值班桌椅，以便进行最后一道程序——阅读“法庭记录”。书记员的手工笔录明显跟不上庭审进度，尤其对被告人的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记得更为简略。我对书记员当面提出上述看法后，给了她一个面子，签了“大体无误”四个字。而几乎是刚放下笔，就见法警忙着要把我先送回去。我说：“还有5人没完事，就不等了？”“老大”说：“不把你先弄回去，这一路上多少警察该吃不上饭！”我笑了，说：“现在我回去，早过了七处开饭的点，按规矩，来这儿开庭的，一中法都管饭，这次也得管我的饭呀。”“老大”也乐了，说：“你倒打听得仔细。得了，给你拿个包子和鸡蛋，优待一下。”
   由于路上又是交通管制，两辆警车驶出法院北大门后，如入无人之境，一路疾行直抵半步桥。很快，我就由法警在四区甬道口交还给值班看守。走在长长的甬道中，我和看守聊了几句开庭的事，他则叹了一口气，说：“咳，你真犯不上，民不与官斗么。”我回答说：“什么时候官不与民斗了，中国才有希望呢。”
    我一进404室，已经铺板午睡的号里人可就躺不住了，而我则更是全无睡意，于是便将开庭情形绘声绘色地详述起来。我告诉他们，搞文字狱的人有多心虚：一是让我坐警车而不是囚车；不知是怕劫车，还是怕媒体？二是不进西门进北门，躲开人群和媒体。三是旁听椅给撤剩了5把，搞事实上的秘密审理。我说，我的心愿是搞现场直播才合适，才过瘾，而官方却特别胆小，害怕公开，拒绝公开。这时，顺义人张春华说，他今天与同案人一起去高法接受讯问，在进、出西门时，见到马路两旁聚集了不少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同一个地方）。我对他说，那里头一定有不少是我的朋友。我提到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在堂上一点底气也没有，被我和律师驳得涨红了脸，相当尴尬；作为审判人员的法官则是例行公事，敷衍任务；而我的律师则有理有据，声音宏亮、清晰、抑扬顿挫，起诉书存在的“指控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两大毛病都被他一一揪了出来。我介绍了自己所作的成功的辩护，并大声复述了部分辨词。我说，由于审判长多次无理打断，致使我不得不提高语速，从而给一场事实上的反诉及反审留下了些许缺憾。最后，我谈到了法庭上响起的令号里人啧啧称奇的掌声，讲完了一个他们从未经历、也前所未闻的开庭故事。这时，号里破天荒地响起了一片赞叹声、掌声和敲板声！而这时，看守所的监控室也发现了404室的故事会，只听得甬道中响起一阵匆匆的脚步声，看守赶来敲门，并打开观察孔对我说：“行了行了，赶快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