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26日，星期六，我身陷七处已达38天，不管是否下捕票，谜底都应该在今天揭晓。看守所与外头一样，也歇大礼拜，星期六、日，在押人员不用横成排、竖成行地坐板，可以在号内自由活动。6月26日这天，酷热难忍，号里人大多光着膀子，并时不时进水房冲凉，我和贵州人李刚则铺开棋盘，纹枰对座。大约10点30分，号门被打开，看守呼名后，我推枰起身：果然不出所料，来提我了！
    几分钟后，我在预审室坐定。庞江开了空调，给我倒了杯白开水。我明白要下捕票了，就静等他开口。很快，他不紧不慢地说，检察院的批捕决定昨天才下来，因此今天来执行，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知道要走到这一步，没什么要说的。我当时凭直觉感到，他们要在预审笔录上做手脚并不难，因此不想把我的态度留在笔录上。简短的笔录经我签名、摁手印后，庞江随即拿出逮捕证让我签字。我接过捕票细读了一遍，包括读了上面盖有的公安局长强卫的大红印章，然后在签名一栏上重重地写下了“文字狱”三个字，继而在下一行再写上我的名字。庞江在一旁目睹，显得十分不快，张嘴埋怨我为何刚才不表示态度。我这才笑着说，这是我早就想好了的，这样的逮捕证或许会在历史上留下点意义呢。我告诉他，1990年10月7日，我在秦城监狱接捕票时，写下的是一个大大的“冤”字，那张捕票上，盖的是苏仲祥的章子。当然，“文字狱”三个字厉害多了，但并不是针对他的，只是由他把这个信号带上去而已。他无奈地喃喃了几句，将我送回监号。
    7月25日，又是一个热浪肆虐的日子。下午2点多，由书记员宋俊杰出面，问我5月18日安均给我发传真的事。当时预审室内还坐着两个身着便衣的人，庞江有事外出了。我这才知道，河南信阳的安均也被抓了，坐在我面前的两个陌生人，便是河南方面的公安。安均由反腐败到反专制，当局以为把柄在握，就下手了。我由此担心，西安和长沙两地，是否也有人身陷囹圄？
    9月9日下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一名书记员来到四区甬道口，我被告知，我的案子已经由公安局移送到检察院。她还告诉我，我有“请律师的权利”等。

   9月22日上午，我戴着手铐第一次步出看守所大门，上了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囚车，到八宝山分院所在地接受检提。提讯室在地下一层，与地下停车场毗邻。检察官李磊森五十开外，书记员白欣染了黄发。我坐定后，李磊森让法警除去我手上的铐子，说：“这样来谈，好一些。”检提所问的几个问题，都是有关两篇文章的事。一篇是96年2月李晓平写的《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考》，另一篇是99年4月我写的《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从其所问，我知道了起诉书将会是什么样子。最后提到请律师一事时，我当即指控公安局违法剥夺我的权利。李磊森听完指控后面无表情、不置一词，没有呈现一星半点法律监督的冲动。我明白，这就是国中老百姓常常遇到的“说了也白说”的情形。我的态度是，白说也要说，说的人多了，或许就会起作用。我告知李磊森，我全权委托我妻子为我聘请辩护律师一名；究竟请谁，由她决定。
    99年10月11日下午，我在看守所律师楼见到了莫少平律师和他的助手王刚律师。我以前没有见过莫律师，只知道他曾为方觉辩护过，出于对妻子的信赖，我毫不犹豫地在委托书上签了字。很快，我发现与律师的交谈和沟通不存在任何困难。我们谈了情，谈了理，谈了法。我略带惊讶地知道了两件事。一是我妻子从未接到我被刑拘和逮捕的通知。二是律师在我的案卷材料中没有见到任何预审提讯我的笔录材料。好在他们没敢抽换逮捕证，在我所见到的逮捕证复印件上，“文字狱”三个字像一颗正义的钉子，将捕票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最后，我读了一遍公安局写给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上面建议拿《思考》、《烛光》两文来给我治罪。而莫律师也已有了他的倾向性意见：那些“犯罪事实”完全站不住脚，准备为我作无罪辩护。“当然”，他说，“辩护意见必须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才能正式形成。”
    由于我的案子纯粹是当局强加的政治迫害，相应的司法程序实质上只是过过场而已，因此，请不请律师原是两可的事。再说，我不仅能在法庭上自己为自己辩护，而且还有能力“自卫反击”——据理申斥文字狱的制造者。那么，我为什么决定要请呢？我之所以要请律师，主要目的是想增加当局黑箱操作的难度，使本案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历史见证人。说心里话，我并不奢望律师会冒着风险完全实话实说。因此，那个秋日下午，莫律师用十分平和的语调所表明的态度，直使我胸中漾起一脉感动和感激之情：莫律师和王律师肯定能从我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出来，尽管我并没有说出来。
    10月20日，我通过宋管教向驻看守所检察官递交了控告信，控告公安局践踏我请律师的权利、我妻子知晓我被刑拘和逮捕的权利和我妻子代为聘请律师的权利。10月21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书记员来到404室门口，向我送达《起诉书》副本，并告知“10天以后随时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