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会在313室长期呆下去，直至被解送下狱为止。道理在于,当局肯定不想让我接触更多的在押人员，因此不会将我调号关押。我于是沉下心来，开始对同号一一访谈。撇开经济犯不算，其余的涉案者一般来自社会最下层和最边缘，无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我都有必要好好了解他们，真实地把握他们的内心世界，听一听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和看法。而他们也乐意和我对话，利用这个因“缘分”带来的机会，把他们心中的困惑、痛楚、怨恨和忏悔向我诉说，末了不忘讨论一下如何把官司打好。这种访谈只能在晚饭后进行，因为这时已不必“按指定位置”坐板了。
    访谈之余，我开始参与制作中国象棋。号内已有一副，我搞第二副。方法是将牙膏包装盒裁成小方块，然后手书汉字于其上——对我来说，这是拿手好戏。棋盘就画在一小块布料上。过些日子，妻子把钱送来之后，我花100元订购了一床被褥。6月10日到货后，就将临时占用的两条公用被子替换掉了。我以为，这次到313室“插队落户”是插定了。
   
    6月16日下午1点半，监门被突然打开。王管教宣布：除5人外，其余都收拾东西。5分钟之后，我与张黎明、霍海音、宋世璋、叶林和张磊匆匆话别，和其余16人一道，拿着行李，走向四区。四区也叫死区，是专门关押死刑犯的地方，当局把我们弄来，究竟为了什么呢？走过长长的死寂般的甬道，我们16人分别来到401室至404室的门外。稍后，我与吴朝阳、刘士海、陈军进了404室。由于室中有同案犯，陈军随即被转押他处。很快就弄明白了，原来401到404室可以看作是三区的延伸。404室中的20来号人，就是4月19日从306室整体搬迁过来的。从405室到414室共10个监号，才是关押死囚的地方，每号大约关押8至10个死囚，他们被一律砸上脚镣，带上手揣，不管你是暴力犯，还是经济犯、贩毒犯、人贩子。此外，还给死囚一对一配有陪号，陪号是刑期较短的已决犯，往往是大案、要案中的从犯或是窝藏、窝赃犯，以确保对死刑犯的严密控制。我所在的404室，与关押死囚的405室，真正是咫尺天涯，一墙之隔。后来知道，是七处将313室改成了未成年号，因此将我们遣送四区，而我，也因此来到了真真切切的生死墙下、阴阳界旁，并将在这里度过一段永生难以忘怀的时光。

    不出意外，从正、副学习号开始，404室全体对我表示了毫不掩饰的欢迎和接纳。副号胡学忠，门头沟人，40来岁，长得很壮，涉嫌包庇被抓。当时，我刚在铺板上坐定，他就大声地和我聊起西单民主墙和魏京生的事来。他后来于9月29日下午“干起”了。所谓“干起”，是指未受刑事处罚而获释。七处在押人员中，约有百分之一、二能交上这种好运。有个叫华岩的，是涉嫌走私爱立信设备进来的。他听说我在大学里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就跟我聊起四川绵阳的国防科工委所属的29基地，他父母曾在那里工作，他小时候也在那里生活了10多年，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就设在那里。后来他随父母回京，父亲去了《科技日报》社，因此和孙长江先生相熟。而孙长江老师如今就住在首都师范大学24楼，可以说是我的邻居。98年夏天，我与丁子霖、蒋培坤两位老师一起造访过他。王克全是涉嫌合同诈骗进来的，他曾在307室与方觉呆在一起。他告诉我：“方觉被抓半年后，当局找他，要他具结悔过，然后就放他。但被方觉严辞拒绝了。”后来当局另外找辙，以非法经营罪判方觉4年徒刑。正学习号叫铁歧，35岁，是涉嫌金融诈骗进来的。他语气平缓、字字清晰地对我说：“不是有言论自由么？怎么说几句真话就给抓起来了？”他说的话和313室后来调入的张磊所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张磊家住丰台，25岁，涉嫌伤害他人进了七处。几天前，张磊还对我说过：“其实就数你这样的人才算有种有胆。我们只会对平头百姓来狠的，而你敢对权贵说不。”第二天，我对404室的号友介绍了我于6月4日凌晨0点到3点，站立默哀3个小时祭奠六四英灵的事，还给他们背诵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听完以后，有好几个人对我说：“老师，出去以后就跟您当政治犯，行不？”
   
   

此文于2006年07月0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