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我和章虹回乡扫墓。后因北京沙尘肆虐，便在故乡逗留盘桓，乐不思返。其间，我和中学同学、校友数度聚首，品茗晤谈。我们除了畅聊社会万象、世间百态外，还特别提到了40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鲜明地、非受迫性地问了我们自己几个问题：当年作为“老三届”中学生的我们，干过错事、干过不光彩的事没有？我们是否也有应当承担的个人责任？我们应当向曾被我们加害的人道歉和忏悔吗？使我感到欣喜的是，大家迅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在大榕的提议下，决定立即付诸行动。
    说实话，在这之前，我们也常常忆及文化大革命。我们常说“咳，上了毛老头的当”。这自然没错。我们还常说：文革使我们中的大多数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10年插队使我们虚掷年华、蹉跎岁月。这些也没错。我们还愿意说：文革中保了校长庞学渊，保了常熟县委书记汤西谷。这些也都没错。然而，有一些事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加以遗忘，也有意无意地不想提及，并且还很想逃避和推脱。例如，副校长王民、县长梁传禄曾经惨遭我们的羞辱和折磨。地理老师仲士骥、数学老师程聿鎏、语文老师张振宁曾经受到我们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加害。我们还多次“大义凛然”地抄家，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家，以及激情燃烧地拆庙毁寺、辱骂僧尼。……偶尔有人提到了这些事，我们也很愿意为自己开脱，说：那些受害者身上的“走资派”、“坏人”和“牛鬼蛇神”标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给贴上去的，不关我们什么事；他们的“罪行”也不是我们发现、发明的。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放过自己：我们不让“牛鬼”吃饭而令他们吃草，难道这事也能推到别人头上去？我们命他们互殴，并对不愿互殴者拳脚相加，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负的个人责任？我们在批斗他们时蛮不讲理、无限上纲、不准回嘴，难道这不是我们的罪错？
    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即便他们真的是该受惩处的坏人，也拥有人格不受侮辱、人身不受侵犯和进行自我辩护的权利。同样，他们的家园也不能被任意侵犯。今天，我们痛切地看到，在文革面前，人道、人性和人权真是不值一文！那所谓文革，完全是一场国人在最高当局愚弄、诱使和驱使下所进行的登峰造极的反人权运动。今天，我们已然不惑：那场运动的目的，是把“革命对象”做人的尊严全部打掉，而“革命动力”也会不时被剝去画皮，显出“对象”的原形。此外，“动力”之间也分派互斗直至互相残杀，都巴不得把对方打成异类、整成“对象”给灭了。
    40年后，我们终于比较痛快地认了自己的责任，并向王民副校长的女儿表示了我们的歉意和悔意（王民已不幸患上老年痴呆症）。由此可见，对做过的不光彩的事不肯认账，不想道歉，这大概是一种人性的弱点。大家知道，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不肯认侵略中国的账，胡说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进入”中国。无独有偶，中国官方也在胡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他们自己不想反思，还设立禁区，强迫别人遗忘和不准别人反思。这里，我想先说句公道话：关涉人性弱点的事，的确不大好办；要是事情不大，尽可任由它去。然而，日本侵华是大事，那些日本人拒不认账肯定是不行的。中国文革是大事，官方垄断话语权、推卸和逃避执政者犯下的国家罪错，肯定是不行的。文革是国人永远不能淡忘和疏离，并应冲破官方的阻挠和封锁，对其加以深刻反思、作出认真忏悔并从中汲取惨痛教训的历史大悲剧。

    在我看来，从文革这场制度性反人权浩劫中应当汲取的基本教训是：无论以什么借口，都不允许践踏人权。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也好，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好，年轻无知、上当受骗也好，……所有这些神圣、动听、合理的借口都不能成为践踏人权的理由。不论是“左派”的人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权，“站对队的人”之人权，还是“右派”的人权，“走资派”的人权，“站错队的人”之人权，都不能被践踏。
    在我看来，作为汲取教训、不让文革重演的第一步，应当是立此存照——立像、立碑、立馆和立日。立像是立那些英勇的反文革志士的像，如辽宁立张志新的像，北京立遇罗克的像，上海立王申酉的像，江西立李九莲的像，吉林立史唐枫的像。立碑是在各大中城市立文革受难者纪念碑。立馆是将毛泽东纪念堂改为文革博物馆。立日是将每年的5月16日定为“国民忏悔日”。
    中国官方曾经口口声声说要“彻底否定文革”，但这四件最起码的事，他们一件也不做。不仅自己不做，还不准别人做，不准别人反思文革。“不准”的借口是什么呢？是他们“已经作了结论”了，要大家“向前看”。显然，在这样的借口之下，他们是在继续奉行毛泽东定下的文革宗旨——践踏人权，践踏人的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表达自由权、知情权和出版自由权。
   
   
   2006．5．20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6年5月24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