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12月4日中午时分，童屹从新泽西家中给我打来电话，语气急促地告知：病情危重的宾雁先生已处弥留之际，要我没法帮助刘大洪夫妇和宾雁先生的外孙李达宽尽快取得赴美签证。童屹说，宾雁先生1988年去国时，外孙才1岁，此后就再没有见过；病中的宾雁一直念叨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小外孙。放下电话，我扫了一眼壁上的挂钟，时针指在北京时间12月5日凌晨1点。数分钟前被电话铃声惊醒的我，此时睡意顿消。下意识地，我走上寒气袭人的阳台，远望清冷幽深的星空。那时的我，想通过弯曲的光线，将心中的遥念传向地球的另一端；那时的我，想对病榻上的宾雁先生说，你有国不能归，我有门不让出，但是，力所能及之事，我是一定会办的。
    谁知道，天不如人意，宾雁先生走得太匆忽! 他的儿子、儿媳和外孙，已经来不及在他生前和他见上最后的一面！今天晚上，大洪自上海来电，说他和白芹将于明天直飞纽约，李达宽也将从北京飞赴纽约。知道他们全家终于能在一起，在异国他乡送别一直深深地眷恋着故国的宾雁先生，我的心中除了悲愤和酸楚，却也生发出些许宽释，些许慰藉。

    和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我也是读了宾雁先生的《人妖之间》而对他产生敬重之情的。那时的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77级本科生。为了抢回被耽误了12年（1966-1978）的光阴，我是一心扑在数理化上，几乎到了两耳不问窗外事的地步。然而，北航图书馆阅报栏中的《人妖之间》，却魔力般地吸引了我，震撼了我。自那以后，凡是宾雁先生的作品，我都不会放过；每读他的东西，我的心灵就会震颤和共鸣。
    后来，当我得知宾雁先生曾被定为右派、并受到长达22年的迫害时，我对他就更为敬重了。当年的右派，不论是被冤枉的还是货真价实的，都是因为说真话而横祸加身的。我认为，所谓反右，从根本上说，就是反对说真话，就是反对说真话的自由，就是反自由化。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脱口而出：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反右反得万马齐喑后，毛泽东又明知故问：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
    难道没有被压死吗？！57年的右派被重重地压了22年，他们的身之苦、心之痛，真是难以想象，不堪回首！别的不说，一本《告别夹边沟》，就令我千悲齐涌，不忍卒读。为此，我深深地理解，为什么有些右派至今依然神有余悲、心有余悸。也为此，我对宾雁先生就更加心生敬意——因为，被改正了右派身份的他，没有选择阿世，更没有选择媚官，却更加放射出良知的光华，继续拒绝谎言，说出真话，并勇敢地开启维权的先河。更令我敬重的是，他把真话越说越到位，不断向被邓小平钦定不得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和陈仁炳五位右派于1957年提出的基本诉求趋同，成为识破极权、反对奴役、高扬自由的新的智者和勇士，成为一名钦定的自由化分子。
    章诒和说：“父亲（章伯钧）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份，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份自豪。”我相信，章诒和说的完全是肺腑之言。在我看来，宾雁先生自由化头面人物的身份，正是一种弥足珍贵的高洁和荣耀。先生和方励之、王若望等先生所代表的自由化方向，正是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所代表的方向，也正是中华民族汇入人类主流文明所应取的方向。与先生相比，愣要和自由化对着干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又算得上什么呢？先生是记者、作家，但更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奠立了一座人性丰碑的人。与先生相比，中国文坛上的一大把寿星和明星们，不能不黯然失色。
    我的常熟老乡、流亡瑞典的作家万之说得好，宾雁先生最可贵的是直面真实，揭示真实。而极权制度最害怕的，也就是真实。毛泽东极权的厉害，就在于充分地愚弄百姓，有效地掩盖真实。后极权的差劲，也就在于愚民不能充分，掩实无法有效。可以说，中国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极权专制就将让位于民主、宪政和法治。
    宾雁先生，你虽然没有看到后极权的终结，但是，敬重你、怀念你的人，一定会追随你、效法你，用真话去击碎谎言，用良知去拥抱真实。
    宾雁先生，你虽然没有见到自由化的胜利，但是，敬重你、怀念你的人，一定会追随你、效法你，用人权去逼退特权，以自由去战胜奴役。
    宾雁先生，安息吧！
   
   
   
   
    2005．12．7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5年12月7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