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物理年”，也称“爱因斯坦年”。元月，在凛冽的寒风中悲痛地送别紫阳之后，我就开始回应安南，一步步将自己沉浸在奇妙的对称性问题研究之中，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然而，随着耀邦九十冥诞纪念日的临近，我却逐渐心旌摇荡，并最终把思绪脱出了牢牢拽住我不放的物理学研究的巨大黑洞。
    自16年前的八九民运以来，耀邦就成了我所敬重和景仰的人。虽然我与他素昧平生，但16年来，他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其实一直想说，共产党内还能出耀邦这样的人，可真是不容易。耀邦生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逝世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6年来，许许多多的中共党员从心底里怀念他——这似乎不难理解；而许许多多的非党员，甚至包括被开除出党的人和公开退党的人也从心底里怀念他，这就很不简单、很了不起了。1998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我在文中动情地表达了自己对耀邦的由衷敬意，特别礼赞了他在品质和境界上的超凡脱俗与难能可贵。这几天来，我又好好想了一下耀邦的事。
    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件事是，耀邦在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讨论中出了最大的力，在平反三百万冤假错案中出了最大的力，然而，他为什么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从紫阳与宗凤鸣、杨继绳的谈话中，我们得知，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是让胡启立给耀邦传话：“对自由化采取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1985年，邓小平又让乔石给耀邦传话：“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这些话都传到了。而且，耀邦还明明知道，“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然而，他却就是不讲反自由化。我认为，不论耀邦是否正面回答了邓小平的质问，他的态度其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在要否反自由化和是否搞四个坚持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不同主张的。
    耀邦是一个真诚的人，英勇的人。他在反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中果敢无畏，冲锋陷阵。但是，在反掉了“两个凡是”之后，他却比谁都更为痛切地感到，中国大地事实上依然处在另一种“凡是论”的阴影之下。从他的切身感受中，聪慧、敏锐的耀邦不会不悟到，“凡是论”不是某个特定时期的偶然产物，而是现行中国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在台上，就拿毛的东西搞“凡是” ；邓小平在台上，就拿邓的东西搞“凡是”。耀邦也不会不明白，只要坚持这样的制度，“凡是论”就总会把“实践标准”压一头。耀邦很清楚，毛未掌权前，也拿“实践标准”说事；但掌权后就变脸，就红太阳升起来了，他的话就成了真理。邓未上台前，也支持“实践标准”；但上台后就变脸，要他说了算，在重大问题上，“他的话你必须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赵紫阳语）。
    耀邦是一个善良的人，正直的人。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义为天下先，动真格，出全力。但是，就在他刚刚有所释怀、有所宽慰的时候，他却比谁都更为痛心地见证了他不愿看到的一幕：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新的冤假错案又在被批量制造出来！从取缔西单民主墙，抓上访人士，批白桦，反精神污染，整周扬，批胡绩伟、王若水，将郭罗基逐出京城，到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在挥抑不去的无奈悲情中，耀邦不会不悟到，冤假错案的根子并不在个别人的身上，而是制度性的，是这个制度与自由不相容。耀邦不会不明白，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冤假错案就还会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我相信，正是在变革还是坚持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反自由化还是不反自由化这个重大问题上，耀邦和钟情于、迷恋于现行制度的人有了根本的差别。关于这个推断，我愿意举出一个比较权威的佐证。1986年5月16日晚上，朱厚泽、高占祥、严家其、孙长江和胡德平在上海叙谈。当时胡德平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文化革命再发生的话，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如果不能从文化革命的灾难中总结教训的话，这也是个灾难；如果没有从制度上去防止文化革命产生的话，这对中国必定也是个灾难。（《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我想，德平有这样“从制度上”去想办法的识见，耀邦也一定有同样的识见。
    然而，邓小平等人有什么样的“识见”呢？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钟爱自己“说了算”的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邓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对自由是极端厌恶和本能拒斥的。为了宣示他与自由的决绝，他甚至一反共产党的惯用手法，不愿像对待“民主”等字眼那样，在“自由化”前面加个“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帽子，再拿过来为已所用。他深恶痛绝地宣称，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本身就是对现行制度的对抗。在中国共产党内，老爷子邓小平的话自然有人拥护；此外，这段屁话也确实蒙住、唬住了另外一些人。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没想，耀邦会认同这种视自由为天敌、视自由化为洪水猛兽的悖谬理念呢？我们又怎么能够设想，耀邦会赞成“自由化是资产阶级专利”的愚妄认定，并进而去反对什么自由化呢？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耀邦是百分之百的“根正苗红”，尽管他有大功于“党的事业”，有大恩于“党的老干部”，他也依然不能见容于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不能见容于邓小平。1986年，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邓小平发现耀邦和他不是一类人而恨恨然，愤愤然。然而，我却从这里真正看准了耀邦这个人。这是一个按名分拥有巨大既得利益，但却能超越其羁绊的人。这是一个身受特权之惠，但却能质疑特权、批判特权、否定特权的人。这是一个超拔民本、心系民权的人。这是一个崇尚自由、闪耀人性光芒的人。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地指出：耀邦的政治抉择——不反自由化，是引导中华民族汇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卓越的、智慧的选择；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江河日下、走向崩溃的时日，执政的共产党所应作出的最为可取的、高明的选择。伟大的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早就说过：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结论，那么，自由化就是这一最高价值的逐步展示和体现，是不能反的。一百多年前，中国思想家严复说过：中国落后于列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没有自由。如果我们赞成这一判断，那么，自由化就是从落后走向先进的必由之路，是不能反的。当代思想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理念，那么，自由化就是引领发展、实现发展的不二法门，是不能反的。
    可悲的是，耀邦含恨而去16年来，中共高层所一脉相承的，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反自由化。因而，他们就一如既往地将自己定位于人类主流文明的对立面，定位于世界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他们不仅至今不愿承认自由的普世价值，不愿承认三权分立是对自由的一种根本保障，而且还闹出了要向更不自由的朝鲜和古巴学习的大蠢话、大笑话。耀邦在天之灵如若有知，他能不惊心？能不悲愤？能不对此加以痛责吗？
    对于一国的进步来说，统治者的落后是最要命的。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又偏偏就一直摊上这样的命。但是，统治者的能耐也是有限的。中国依然会进步，会在艰难曲折中进步。“自由不是无情物，化雨随风入万家”（邵燕祥诗）。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论他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不论他是在体制外还是在体制内，将会把自由看作真正的硬道理，将会从“反自由化”走向“不反自由化”，再走向“搞自由化”，并最终在中国实现自由化。
    应该说，追求自由、拥抱自由，将是国人对耀邦最好的纪念和怀念。在功德无量的自由化大业得以完成的那一天，在中华大地怒放自由花的那一天，让我们在第一时间里，与耀邦分享那充溢日月星辰、情满五洲人间的幸福和喜悦！
   
    2005年11月19—21日于
    北京家中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5年12月号）

此文于2006年10月05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