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号下午2点，预审员庞江、书记员宋俊杰奉命到位，以一个轻松的话题拉开了疲劳战的序幕。
    庞江说：“你长得很像汪嘉伟。噢，不，应该说汪嘉伟像你。”我笑了，说：“相象的原因恐怕是，我们都是南方人，他在上海长大，我在常熟长大，同受吴越风情的熏陶呗。”他接着又聊了几句我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等等之后，就沉下脸来，亮出了刑事拘留票。此后，直至6月26日他亮出逮捕证，我不记得还有什么太轻松的东西。不过说实话，我认为他人并不坏，左味也不重。然而，他所充任的角色，决定了我们之间对立冲突的主基调，决定了舌战烽烟必然缭绕不绝。

   
    舌战的焦点之一是，我是否必须“如实回答”他的所有问话。因为现行法律规定我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因此他显得振振有词。我的回答是：根据人权理念，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说：我不管人权不人权，反正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我说：这说明中国法律的落后，必须修改。他说：现在不是还没改么，就得照办。我说：那得看你问些什么问题。他说：我知道该问些什么。我说：我在外面所做的一切，都是行使一个公民的人权，都不是警察该管该问的。他说：你甭管我该不该，我现在的职责就是问你，你必须回答。我说：“我现在的权利就是决定什么时候可以理你，什么时候不理你。”
    舌战的焦点之二是，涉及别人的事情说不说？我的宗旨是：一概不说。不知道的不说，知道的也不说。他讥讽说：这是你用来掩护自己的一个借口。我说：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对我来说，我决不能对不起朋友。他又进一步刺激:你不见得是真心这样，你是虚伪的。我说：你不了解我，但我清楚下面这一点，即如果我配合你们说了别人的事，我的“态度”好了，然而，我会为此付出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代价。你说，这样的事我能干吗？我是不是虚伪，你可以保留，但是有句话我要你记下来，这就是，我宁可为这种“抗拒的态度”多坐几年牢。应当肯定的是，他后来对此作了明确的让步和道歉，说：你不是虚伪的，错怪你了。别人的事你可以不说，那就说说你自己的事罢。
    舌战的焦点之三是，光是自己的事情说不说？他的观点是：大丈夫敢作敢当，既然做了，就敢说出来。我的看法是：这得看对谁说。如果你们公正执法，我说给你们听，自然无妨；如果你们蓄意迫害，那我不就是帮着你们来迫害我自己么？你说，我能这么犯傻么？他说：你做的事情不是没有不可告人的么？既然如此，为何不说？我说：不是不可告人，并不意味着就得告人。告不告人的关键是，我认为是否必要，我乐不乐意。在法庭上，我十有八九会说。他说：那么在这儿，你就打定主意不说了？我说：日记在你们手里，还问些什么？！他说：那是两回事。后来在他的软磨硬缠下，我几次心软，把我所写的署名文章都说给他听了。
    舌战的焦点之四是，我能不能马上见律师？5月19日下午，他倒是挺认真地对我说：根据法律，你现在就有请律师的权利。我当即要过纸、笔，写下一份全权委托书交给了他。委托书全文如下：兹全权委托我妻子章虹女士代为聘请张思之、李会更先生为我的辩护律师。我于20、21日接连追问他，问他将我的委托书送出去没有。他支支唔唔，不作正面回答。事情很清楚，他们压下了我的委托书！我气愤地抗议说：你们玩什么把戏？又要践踏人权，又要假惺惺地挂块遮羞布！他说：依照法律，你是可以请律师，但我们另有规定。我说：你们的规定是什么？再说，你们的规定也不能与你们的法律相抵触啊！他说：你不要再问了，再问我也不会告诉你什么。我请律师的权利，就这样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违法地剥夺了。
    舌战的焦点之五是，他们是“依法办案”，还是搞违宪的政治迫害、搞文字狱？预审员口口声声说他是“依法办案，别无他求”。若仅仅如此而已，则他清夜扪心，也就不会有什么愧疚和自责。而如果他是被用来搞文字狱、制造新的冤案，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作为政治犯，我本能地要点破这个案子的实质，要回击迫害者。而预审员则是事实上的靶子，要承受我的批判和抨击。我觉得“文字狱”三个字，最恰切地点出了这起案子的要害，使预审员和他背后的听汇报者都沉不住气了。5月21日凌晨，预审员和他的上级当着我的面急了。预审员狠狠地说：“这次就是要办你！”他的上级更为狠狠地说：“早几年就要办你了！搞民主党的要抓，你也要抓！在我们这里，没你的言论自由！这次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你要放明白点！”我说：“我一点儿也不糊涂。不过，我已经将近68小时没合眼了。从现在起，我决定不再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说罢我闭上眼睛，佯作入睡状。又听到他们颠来倒去说了些废话后，对我施行的疲劳战术终于收场了。
   
   

此文于2006年07月0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