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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路历程(一)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采访录
2003年5月22日和23日两天，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采访。之后于2003年六四前夕分三次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2005年10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其整理成文。
张敏：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你们收听。今天请继续收听89六四专辑系列节目：点燃万千烛光——访四年刑满刚刚出狱的江棋生先生。今天播送“江棋生的心路历程”。十四年前的1989年6月3日夜里，中国首都北京街头响起了戒严部队向民众射击的枪声。在那个夜晚和后来的几天里，一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居民在枪声中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四年前的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在北京的江棋生发出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号召人们在家中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不久，江棋生先生鎯铛入狱。后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今年5月17日刑满出狱。江棋生先生现年55岁，1989年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修读博士学位。1989年学生运动中，被选为高校对话团常委。六四后被投入秦城监狱1年零5个月。出狱后，失去学籍。于是江棋生先生参与寻访六四难属；关心和帮助在狱中服刑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为此，多次被警察羁押。从89六四到现在14年来，江棋生先生有5年半的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江棋生，这位本来应该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博士候选人说：是89六四改变了他的人生。
江：最大的变过来嘛，就是六四的早上，我变过来了。这个跟很多中国人一样，甚至跟人大的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一样。六四的枪声，永远划开了两个纪元！使我对这样一个制度的本质，有了全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张：四年刚刚刑满出狱的江棋生先生，在接受我釆访时，回顾了他从幼年一直走到1989年的心路历程。江棋生先生，1948年出生于江苏常熟。
江：可能我身上有母亲性格的遗传吧！母亲是一个正直的人，坚强的人。从我最早能够记忆的时候，也就是2-3岁的时候，母亲教我认字、写字。因此，还不到四周岁的时候，我就在慧日小学读一年级了。母亲对我有很多的教诲，最主要的是做人上的教诲，是我一生受益不尽的。
张：江棋生先生的母亲苏淑莲女士，今年已是86岁高龄，现在住在中国江苏省常熟市。她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起童年时代的江棋生。
江母：小孩很聪明，也听话。他上学很用功，放学回来还帮着做家务。老师很喜欢他，我也很喜欢他。我从不打他，也不骂他。
张：江棋生先生说到他幼年的家境。
江：我们是小商家庭。这就是说，1949年以前日子凑合着能过。1949年以后，生活很一般；兄弟姐妹多了，就相当清贫了。这个家并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政治迫害，当然也不属于革命的动力这么一类的。不过，我在1963年，不到15周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张：那时的你有什么志向？有什么特点？
江：在大的方面和别人差不多，如同雷锋说的，把入团、入党啊，当成人生的几件大事。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少年，与别的人基本没什么两样。稍有不同的，就是我的这种性格，比较真诚些，另外，学习拔尖点。
张：那个时候的你，希望长大后当什么？
江：想当科学家。我的父亲于1963年6月30日早早去世。那时，我初中刚刚毕业。在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外祖母跟我们一起生活。那个时候，就由我母亲一个人来承担这副生活的重担。当时我的哥哥在四川工作，他尽力对家中提供帮助。当时我父亲单位的人对我母亲说：我们破例同意你的二儿子（也就是我，还不到15周岁）来顶他父亲上班。我母亲坚定地对他们说：“我这个儿子喜欢读书，我怎么也不能让他放弃学业，我来上班！”我的确喜欢读书，而且从小学时代起，就有了长大以后要当科学家的心愿。第二呢，是要当一个有骨气的人。那时，出不少如《红岩》这样的书，我很爱看这种书。我觉得人要坚强，我总是很佩服那些坐了牢还经得起酷刑的人。
张：你能不能谈一谈你人生的主要经历。
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基本上就是那种通常认为的好学生。也淘，但所谓德、智、体都不差，一直都当班干部。不过，我不能算是唯唯诺诺的好学生，我是一个带有个性色彩的好学生。我记得小学六年级时，我和班主任老师就公开顶过嘴。初一年级第二学期时，我当初一〈1〉班长，有次劳动课结束后，燥热难忍，我和一些男生就出校门下河游泳去了。班主任老师对此大为光火，我们回来后，他就召开班会严加训斥，并要我当场站起来承认错误。我站了起来，但却保持沉默。第二天，他就把我的班长职务给抹了。还有，读高一时，学校里开展学毛选写心得活动。我的第一篇学习心得是《为人民服务》的读后感。我“政治正确”地写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之中，或者更广义地说，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为人类工作”之中。接着，我开始发问：与浩瀚的宇宙相比，地球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这一粟之上的人类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宇宙中有没有一个终极的东西，供别人将价值体现在上面呢？学习心得交上去后，班主任戴政良老师打了个勾，既没有表扬我，也没有追究我。
我至今对戴老师的做法心存感激。我那么发问，其实就显得比毛泽东看得更深、看得更远了，只要稍加上纲上线，就是大逆不道，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或许是我一向学习不错，又刚刚当上中学的学生会副主席，戴老师就装糊涂了。
当时我所在的高中班，是从高一起就被校方寄予厚望的一张王牌，准备在1966年高考时用来和省中（常熟另一所名牌中学）在高考升学率上一决高下的。尽管高一、高二时，我是学生会副主席，高三时又成了学生会主席，但在学习上，我深知匹夫有责，我是始终不放松的。说老实话，对我和班中的一些同学来说，读高中时所考虑的，根本不是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而是想考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南大的问题。哪知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
张：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什么样的态度？
江：我还能有啥态度？我当时是很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是真心诚意地跟着走。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了，我们要投入，要反修防修，要捍卫红色政权，要使铁打江山永不变色嘛。这可是头等大事！我不仅写大字报，搞大批判，还曾作为惟一的一名中学生代表，在全县批判“三家村”大会上发了言。那个时候暂停了高考，我们高兴坏了。我跟五、六个同学从常熟县中一口气跑步到常熟邮电局，代表全体同学向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坚决拥护这个英明决定。现在看来，其实是瞎代表，一个学生会主席，谁授权于你啊？但是，很快发生了一件事：进驻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组，非要把校长庞学渊打成走资派。这使我大为纳闷。虽然我和校长从无私交，对他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怎么看都觉得他不象是坏人。如果跟着文化革命工作组走，我就必须数落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跟着我的判断，跟着我的良心走，那他就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好人。1966年6月23日，我作出了选择——跟着良心走，公开表达了我对这个校长的定性看法，批评了工作组和工作组的两个大红人，并引发了一场影响久远的事件——六二三事件。这一来，我就被工作组作为小牛鬼蛇神、小反革命进行了全校性批判。
张：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
江：当时我还不满18周岁。
张：后来又经历了些什么？
江：后来我就变成了革命对象，不是革命动力了，而且连家也不让回。即便如此，我还是忠于毛主席的，我只是觉得纳闷，一夜之间，我怎么就从一个学生会主席，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的确是很痛苦很纳闷！我甚至闪过了一次轻生的念头：我想我怎么向母亲交待，这么一个让她骄傲的儿子，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坏蛋了呢？！但后来我马上就平静了，我不可能做这样懦弱的人。这是我通过你们自由亚洲电台，向全世界第一次披露我这一段内心最深处的隐秘吧！
1966年10月，县中学生到常熟县吴市公社6大队14生产队帮助农民秋收秋种的时候，我是戴着小牛鬼蛇神的帽子下去的。但农民们待我最好，他们判断人不看你的帽子，他们看你的言行举止，看你干活，看你做人，“看你不象坏人嘛！”农民三下二下就看出来了。他们是贫下中农、革命动力，但与有权有势的人不站在一起而同情我。这些农民我深深地怀念和想念他们。就是1966年的农民，极权制度也不能改变他们人性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别说2003年的农民了。中国落后的关键在竭力维护特权的上层，而不在草根的中国农民的所谓落后。
张：文革中同样是农民的江苏太仓的所谓学哲学用哲学的标兵顾阿桃，她当时跟着当局走，非常走红，你又是怎么看这种现象的呢？
江：应当说，农民也分人。象顾阿桃这样的农民，一方面受到愚弄和利用（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自己也有了非分的名利之心，她这个农民就变味了。假如一个人有了其它想法，不光是顾阿桃，那还有工人，还有当官的，还有知识分子，一样都会做出令人不感冒的事情来，做出令人恶心的事情来。
张：你在文革中这个小牛鬼蛇神一直当到什么时候？
江：一直到66年12月，工作组这一套吃不开了，工作组撤走了，我才解脱了。不过在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我还必须把两件事交待清楚：一是也有别的同学因为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受到了打击。比如苏仁炎同学勇敢地站出来为庞学渊鸣不平，结果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比如邵子秦、董勇兴同学胆敢和我一起写大字报而遭受了很大的压力。二是尽管我受到了一些迫害，但由于我内心还是努力要与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因此文革中我也说了很多蠢话、错话和屁话，干了不少蠢事、错事和坏事。包括对老师的批判和批斗，对地主、资本家的抄家以及子夜时分潜入学校图书馆抱走《鲁迅文集》等。
张：以后你对你所生活的社会有什么看法？
江：作为基调的，是我依然相信毛主席，相信共产党那一套。这当然是被愚弄了，因为我不知道中国以外的真实情形，不知道世界上有比马列更好的理论，不知道人世间有更好的道理嘛。但是，基调之外，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记得1966年的冬天，我们高三<1>班步行了一夜，到苏州去串联。第二天去了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在校园里看大字报时，印象很深的是，看到了一份伊林、涤西批判林彪的大字报。林彪不是很吹捧毛泽东嘛，说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出了个毛泽东。当时在我看来，林彪把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贬下去不要紧，反正是封建时代的，不值钱。要紧的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也就是一百多年嘛，林彪这一吹，把“老祖宗”马克思，把列宁都大大贬下去了，我就觉得林彪的话把马屁拍过头了，太出格了。但当时你不能公开说，说了有可能杀头，我江棋生也就不在这儿了。我只是和同窗好友黄大榕交换了一下看法，知道彼此心里想到一块去了。在以后的生活中，一个是我的良知，一个是我的独立思考，这两个东西恐怕就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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