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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访谈录
江棋生 蒋亶文
1998年1月23日，青年作家蒋亶文在江苏常熟采访了回乡探亲的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江棋生。
一、“我是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蒋：江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您在八九民运期间，曾担任过学生对话团的常委，并为此受到过监禁。近年来您又先后参与发起并签署了《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呼吁书和《宽容呼吁书》，并在海外发表了多篇有关人权理念的文章，受到了海内外关注及参与中国民主化进程人士的广泛尊敬。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先请您对所有关心您的人作一个自我介绍。
江：我是66届高中生，江苏常熟是我的故乡。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当了两年红卫兵。1968年10月下乡插队，种地，放电影，也宰过猪。1977年恢复高考，我成为北京航空学院77级新生，读了四年本科，专业是空气动力学。毕业后又考上了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航天专家庄逢甘教授。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我于1985年去清华大学分校教书。三年后的1988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辨证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黄顺基先生。1989年学潮起来后，我被大家选为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常委，当局戒严从而关死对话大门之后，我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当时声名远播的人大《北京之音》广播站。
蒋：您就因此后来遭到了当局的监禁？
江：六四镇压以后，当局并没有马上抓我，我不是他们第一批要抓的人。7月2日，当时的人大副校长吴树青找我，要我“说清自己，揭发别人”。我说，那要看我脑筋肯不肯急转弯，要是不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其实，早在5月26日，赵紫阳先生已被赶下台后，吴树青就找过我，他说：“现在谁胜谁负已经解决，谁对谁错只能以后再说，你应该看清形势识时务。”我回答说：“学生起来闹学潮，很计较谁对谁错，对谁胜谁负看得很轻。”8月中旬开始，全校师生搞反思，我的认识和态度很少改变，哲学系博士生组的记录员张斌被迫经常对我的发言作“歪曲”记录，以保护我，但校方还是数次派人提醒和警告我：对你要换地方和换方式了。我说，要换也是没有法子想的。终于，当局觉得不抓我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清查，因此在1989年的9月9日，把我投入了秦城监狱。
蒋：当时用的是什么罪名呢？
江：是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把我抓进去的。
蒋：这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呢？
江：对我收容审查不符合他们自己的规定。我是有名有姓的人，没有流窜，没用假名字，根本就不属于收审对象。当局乃是用这种非法手段来方便地迫害八九民运的参加者。
蒋：关了您多久？
江：一年半。直到1991年2月7日才把我放出来。
蒋：有结论吗？
江：在收审超过一年后，他们曾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将我逮捕，捕后想要判刑，因为判不上，所以就以“免予起诉”的名义把我放了。出狱之后，我就当起自由撰稿人了。
蒋：所以您就成了我们国内最自由的人之一。
江：对，我属于一部分先自由起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国内最自由的人之一。没有上级，独自面对全世界、面对任何人。
蒋：那您以什么心态来面对全世界面对任何人呢？
江：我是以一个首先站起来争取当公民的人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和中国的，一种独立自由的公民心态。由于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进程，使我有了起码的经济自由，有了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空间，这也是很重要的。假如按以前中国的社会环境，象我这样发出独立声音的人，要么像右派那样被送到北大荒，要么去环卫局当工人或去拉煤球。
蒋：那您觉得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江：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经济生存空间的话，精神的独立就很难展开，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做到，像顾准。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因为这太难了。然而，只要有了一个大体上说得过去的经济自由的话，一小部分人，紧接着会有更多的人就有可能争取到精神独立、精神自由。
蒋：您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江：我在八九学潮以前，从研究空气动力学转到研究自然辩证法。八九学潮，又使我从研究自然辩证法转向研究人权理念和中国人权状况，研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演变和弱势群体的命运。我总的想法是，中国怎样才能走上一条非暴力的代价相对小一点的实现社会根本性变革的道路。
蒋：那您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江：一个是我对人权理念的认识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分析。另一个，范围就更广一些，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怎样启动和进行。第三个，更全面些，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自我解放问题。
蒋：你所谓的全面，涵盖了哪些方面？
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内、体制外。
蒋：那您觉得您是在从事一项危险的事业吗？
江：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在冲击禁区，恐怕是比较危险的。
蒋：您怕不怕这种危险？
江：我想过，不过我觉得我能够承受。
蒋：您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过，您家经常有警察“保护”，看来您的规格不低啊！
江：就说昨天吧，1月22日，我们全家离开北京，就有警车在后头依依“相送”，这个你出钱雇都不可能这么认真，这么尽心尽责的。
蒋：所以在治安不好的情况下，您倒毋需担心安全。
江：是这样。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政府把纳税人的钱用得不是地方。我不过是率先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而已，不过是公开说出由于老百姓缺乏人权因而利益受到侵害、尊严受到损伤的真实画面而已。不过，按当局的逻辑，他们动用公安系统中的政治保卫部门来对付我，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宣扬人权批评特权，心仪民主抨击专制，要求透明反对黑箱，追求公正鞭责不公，这不就坏了专制政治的事了么？专制政治保卫处不就要找我茬了么？但是，当局压制和堵死非暴力抗争，只会诱发和促成更多的暴力抗争，北京羊坊店的爆炸案说明了这一点。
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江：就是去年12月的事，发生在北京羊坊店铁道部信访处。一个老上访户，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那天，他带了一个包去，接待他的一位老大姐有点人性，他就把她支出去了，两分钟后爆炸就发生了，当场连他在内死了仨，两个是接待人员，几个重伤的送到医院后又死了一个。这件事表明，在“正常渠道”上问题久拖不决，就会激化矛盾，就会官逼民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那么多警察来看我，大可不必。在民主社会，一介书生，不要说讲了几句话，就是办张报纸，办个电视台，都不会把他给看起来，办糟了违法了再去找他算帐不迟。如果我碰到江泽民，就会建议他，要他大度一点，你姓江，我也姓江，本家人，网开一面么。你不敢大步跨向人权民主，先小步走。小步走，不停步，不也挺好吗？执政党如果能较为主动地走向民主，我是求之不得。但我对此不抱幻想。江泽民现在很注意“形象”，力求显得开明，这总比残暴好。但开明专制还是专制，还应该有一个痛苦的大转折，使执政者真正受到人民的有力约束。
蒋：您指的是法治？
江：变专制为民主，就是变人治为法治。在法治国家，法律主要是约束政府保护公民的。依法治国的本意应该是依法治官。但共产党现在说的依法治国，主要还是依法治民。现在的普法教育，主要是对民众说，你有哪些义务啊，你必须懂法守法啊，基本不讲你有哪些权利，你要提防官吏对你的侵犯。依我看，把官治好了，中国的老百姓是挺本分挺守法的。现在，共产党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管治老百姓，把老百姓管苦了，还不让老百姓嚷嚷。你看，把魏京生关了两次，魏京生无非是说了真话实话。现在把他放了，总比关在唐山的监狱里好。但放了人，却又剥夺他居留在国内的权利。魏京生这次是被迫去国的。
蒋：他那么多年来坚持在国内，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江：他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位硬骨头人物。1993年冬天，我在丁子霖老师和许良英先生家里，与他见过两次面。这次他考虑再三，主要是身体有问题，选择了出国，这可以理解。另外，他到国外后，如果运作得好，也有利于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风貌。
蒋：现在当局常常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你公开批评执政者，就把人赶到国外去。
江：当局是有选择地把一些人放出去，但不许回国，这样来勉力支撑所谓“政治稳定”的局面。
蒋：您为什么不想出去呢？
江：我想，我只要有可能留在国内，就一定要留在国内。中国的事情，归根到底，还是要在国内解决。被迫去国的人已经不少，我又不象魏京生那样吃过那么多苦，我干嘛要出去呢？
蒋：您不怕坐牢？
江：我并不喜欢坐牢。中国的牢尤其不好坐。但我还坐得起牢。1994年六四前夕，我又一次被当局投入拘留所，呆了45天。我要把我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见诸行动，但会更理性，不轻易让自己第三次坐牢。
蒋：您的责任感具体如何体现呢？
江：我用一句话概括，我就是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还不能说是一个政治反对派人物，因为我们还没有行使结社的权利。我只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中国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当局的政治见解，履行我的社会责任。在平常生活中，我也尽量以我的言行，体现我所领悟到的人权精神。
蒋：除了写作以外，您还做哪些有关人权推进的工作呢？
江：其中一件工作，就是我比较关注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境况。因为六四镇压，当局残暴地剥夺了数百上千人的生命权，从而给这些人的家庭带去了无以复加的苦难和痛楚。我是幸存者，我想我要给他们一个公民的同情和关心。第二件事，是我也比较关心一些政治犯的家属，因为我自己曾经是政治犯，我知道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后，最痛苦的一件事莫过于和亲人的分离和隔绝，最担心由此而造成的亲人的痛苦有多深。我也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表示自己的爱心。
蒋：在您接触的六四死难者家属里，丁子霖教授大概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人吧？
江：丁子霖老师是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以前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任教。
蒋：您是怎样关心他们的呢？
江：首先是心灵的沟通。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但一般说来还不是主要的。在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他们失去了亲人，又看到当局这么多年来毫无悔罪之意，他们的内心，交织着痛苦和义愤。我出于真诚，去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往，他们是会得到很大安慰的。另外，国外一些朋友，国内一些朋友，出自内心捐了一些款，如果通过我送，我就会及时送到他们手上。这种物质上的关心，虽然不能补他们儿女的生命以万一，但也很珍贵，因为政府不给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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