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印老师：
    来信早已收悉。由于世妇会，秘密警察切断了我的电话，家居周围则昼夜有人“站岗放哨”，于是正好读书、写信。
    你所提到的民运人士在人民中的影响力，的确是和平演进能有所保证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它对东欧如此，对中国将更是如此。
    那么，中国的民运力量怎样扩大规模和影响，并逐步成气候？

    我想，首先是要以自己的言行为全社会树立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在专制社会下，老百姓的角色是臣民，实在忍无可忍时，则当暴民，而唯独当不成公民。公民不一定要去过问政治运作，但公民将尊重和维护自身及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视作第一要义。那么好吧，我们首先站出来当公民：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合法权利，敢于捍卫之，并逐步善于捍卫之。你在当地做的两件事，不就是这样吗？结果在没有任何过激行动的情况下，周围的人权利意识萌醒了，魂魄重铸过程悄悄开始了，一种具有伟大建设性作用的民主社会的奠基工作启动了。在中国，有些人看不到这种勇于树立新的行为模式的做法具有最根本的建设性作用和扎扎实实的影响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低层次的、无足轻重的博取世人怜悯的小手笔；有人则觉得这么做不过瘾，他在当地做臣民，却三天两头跑到北京来“搞政治”，要跟已经名扬海外的人士“并肩战斗”。你的亲身经历说明，上述两类人都不会具有对民众的真正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为避免重蹈改朝换代的复辙，崇尚和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人的号召力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敢当公民，必将面临在体制内遭报复或被逐出体制直至投入监狱的惩罚。但这是应该付出的，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除了率先站出来当公民之外（这是对所有民运人士的要求），一部分民运人士还应具有民主政治家的品质和风范。这就是说，他们能够提出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和基本举措，能够以高尚的人格和博大的胸怀吸引和善待各类理论人才和专业人士。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无可争议地，中国的民运力量就会对中国人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幸的是，我看到有几个想当民主政治家的人，老是琢磨如何利用别人为自己服务，结果弄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当然，还有一些人正在努力锤炼和提高自己。我想在他们中间，有希望成长出一批合格的民主政治家。
    你的来信写得很好。你信中所谈的见解，可以说我都能认同。如果全中国每所中学都能有一位头脑清楚、理念坚定、为人正派、不卑不亢的合格公民站出来，则中国幸甚，世界幸甚。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宗旨是和平、理性、公开，排除组建地下密谋组识的选择。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之间，我们与尚不敢行使政治权利的人们之间就不能进行私下的交流与沟通，我们的见解就不能通过各种渠道在老百姓中广为传播。我们不是持相同政见者，而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象戴晴女士表示的那样，写了东西压抽屉，等过几年官方允许发表了再拿出来，这叫持相同政见者，其心态仍是臣民的心态，其行为模式仍是臣民的行为模式：官方不允许的就不做，而不管自己是不是有权利去做，是不是能有别的渠道去做。
    权利要靠争取。官方的允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民众争取、逼迫的结果。一小部分人率先行使权利，其他人不会永远无动于衷，于是官方被迫缩小禁区。纵然有很多人选择“等”，我们不能等，我们要去推动，可能的话，还要主导中国的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