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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稳定性正名
大约15年前，《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钱正名”。作者张维迎年轻气盛，直抒胸臆,岂料触犯天条，引发轩然大波——不过也因此，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
今天，我为不稳定性正名，亦是有感而发，且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 稳定性：偏爱到崇拜
万物何以能够确定地存在？这是因为它们具有结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没有稳定性，就没有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几千年来，人类对稳定性的钟情与偏爱的确具有充分的缘由。象“稳如泰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等等对稳定的礼赞，我们可以信手拈来。而当今世界，人们对稳定的首肯与强调，更是不绝于耳，无庸赘述。
然而，不能不指出，就社会上的主流意见和流行看法而论，人们已经从对稳定性的偏爱，滑向了对稳定性的崇拜。
所谓稳定性崇拜，就是麻痹了或丧失了对稳定性的批判意识，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稳定性总是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有人甚至认为，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去求取稳定。在国际上，享誉学界的塞缪尔•亨廷顿对稳定的关注与推崇，是人所共知的。[1] 国内社会科学界与人文科学界，则几乎众口一词地、无批判地褒扬和突出稳定。[2] 说到政要人物，则无论中外，言必称“世界稳定”、“亚洲稳定”、“国家稳定”。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 [3] 与江泽民的“始终把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4] 则更是把话说绝，达于巅峰。
我们不禁要问：稳定性作为负面因素起消极作用的可能，果真不存在吗？
二、 不稳定性：有百弊而无一利？
与稳定性崇拜相伴生，是对不稳定性的歧视：即认为不稳定性在任何情形下，总是不好的，消极的，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应当说，在很多情况下，不稳定性惹人讨厌确在情理之中——不稳定的东西转瞬即逝，无从显示其确定的性状，着实让人困惑；一个新结构刚刚形成，正待维持和发展，不稳定因素却跑出来胡搅，起的是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作用；一个结构还很有发展潜力，却有人早早鼓捣着要让其失稳，促其瓦解，要敲响其丧钟，的确毫无积极性、建设性可言。但是，如果因此而断言，不稳定性只起负面作用，象武警司令巴忠倓那样，完全以否定的口吻来谈论“不稳定的点明显增多，不稳定的面有所扩大，不稳定的因素更难把握”，[5] 那就失之偏颇了。
令人遗憾的是，看到不稳定性可以具有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的人，实在不多。现在的中国，有2000多种报纸，1000多座电台，1000多座电视台和1000多座有线电视台。[6] 试问，在这5000多家之中，究竟有几家声称过不稳定性有弊也有利？究竟有几家声称过不稳定性同稳定性一样，也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又敢问丁关根先生，您说句实话，您是否也压根儿没听说过，不稳定性可以具有革命性、创造性作用？至于一般的社会心态，也往往是见了不稳，愁上心头（见冤家对头不稳时，则生出窃喜）。此外，还经常发生把板子错打到“不稳”头上的事，如陈云的所谓“无农不稳”。很清楚，无农该不活，而不是稳不稳的事了。
由此可见，公正地、客观地看待不稳定性，消除对不稳定性的歧视，已经刻不容缓。
三、一种新的观念
在如何看待稳定性与不稳定性问题上，自然科学界并未免俗、脱俗。长期以来在自然科学家中间流行的，是与社会上相同或相近的经典看法和传统观念，即认为稳定性是完全积极的正面因素，不稳定性则完全是消极的负面因素。只是到了本世纪下半叶，当科学家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世界的演化，投向结构的产生与复杂性的递增，并相继创立各种自组织理论时，才开始出现了关于稳定性、不稳定性的新见解。这些见解是：
1、对不稳定性作价值中立的认可
与传统的对不稳定性的全盘贬义理解不同，现代科学以平和的心态，按本来面目去看待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科学家I•普利高津说：“在五十年前，谁会相信大多数、或许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不稳定的？”“今天，只要我们放眼一望，就会发现演变、多样化和不稳定性。” [7] 菲尔兹奖获得者，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说：“无数现象都会随着初始对称性的消失，在宏观上呈现出某种类型的不稳定性。”[8]
2、不稳定性与稳定性同起正面或负面作用
浑沌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是结构稳定性与轨道不稳定性的奇特统一体。这里，如果再将稳定性视作可取，不稳定性视作不可取，就是活生生地阉割了浑沌。这里，稳定性和不稳定性是荣辱与共的：当浑沌起破坏性作用时，二者都得打板子；当浑沌起建设性作用时，二者都得被褒奖。前者如心脏的浑沌——该诅咒的心室纤维性颤动，[9] 后者如健康人的脑电波幸运地呈浑沌状，而癫痫病患者的脑电波却近似地呈周期状。[10]
3、不稳定性具有建设性作用
自组织理论告诉我们，系统演化的基本模式为：[11]
平衡态失稳 低级态失稳
热平衡态 低级有序态 高级有序态
高级态失稳
更高级有序态 ……
I•普利高津指出，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失去稳定的可能性，打开了通向可以导致内部差别和复杂行为的转变现象的道路。” [12] M•艾根说：“具有某种优势的进化的出现和一种不稳定性相符合。”[13]H•哈肯将不稳定性作为他创立的当代协同学的三条基本原理之一，[14] 他把演化看成是系统经由一系列不稳定性一再形成宏观模式的过程。
上述三位自组织理论大师不谋而合地对不稳定性的正面作用加以首肯，不仅有力地否定了不稳定性只起负面作用的传统观念，而且，我们可以从中引出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没有不稳定性，就没有进化。
关于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全新观念告诉我们：在复杂系统发生质变时，也就是出现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突变时，只有旧状态或旧结构失稳，系统才能经由跃迁的方式，即经由一系列不稳定的中间态的方式，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有序态。在这个过程中，旧结构的稳定性是一种消极因素，种种维护旧结构的举措，不仅不是建设性的，而且是扼杀生机和希望的，是逆进化大方向的。在这个过程中，不稳定性则起了一种扬弃旧结构、激发和导向新结构的建设性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的终端，新状态或新结构产生之后，稳定性就重又发挥新一轮的保存、延续、发展新结构的建设性作用。
四、聊说“稳定压倒一切”
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喋喋不休地再三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表明在他心中，“稳定”已很成问题，快稳不住了的深刻危机感已令最高决策层朝思夕虑、寝食难安，而他们拿出的对策，就是不顾一切地保持“稳定”。现在，当我们对关于稳定、不稳定的新观念了悟于心之后，不妨就官方的“稳定压倒一切”聊加一些评说。
一般说来，面对失稳的进袭，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应对之策。这就是：或者悉心维护原结构之稳定，或者因势利导，借不稳定性去创建新的高级有序态。我认为，关键在于原结构是否还有可供发展的较大容量。如果能够通过原结构的“自我完善”容纳愈益丰富且质量不断提高的社会生活，则强调结构稳定乃为正着，强调过了头，亦是情有可原。如果原结构大体潜力挖尽，且畸变后果日益突兀，则唯有进入结构取代的突变分叉过程，才是上策。在这个过程中，原结构的局部乃至整体失稳是正常现象，一定程度的动荡、脱序、失控乃题中应有之义。[15] 而在不稳定的阵痛之中，有可能形成新的、稳定的、更高级的有序结构。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原结构的自我完善，已然不可能。而且，社会已经部分进入结构取代的质变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可分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子结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计划经济的原经济结构自八十年代初局部失稳，到现在已经整体失稳并局部瓦解，市场经济的新经济结构正在艰难地构筑。虽然还戴着一顶“社会主义”旧帽子，显得浑身不自在，但毕竟在经济领域，已经开始了很有希望的结构取代。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经过10多年的被迫“自我完善”，毛时代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成了现在准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毛时代独霸文化之文化结构，成了现在党领文化之文化结构。不抱偏见的人看得很清楚，由于外有国际民主社会强烈的示范效应和世界民主化潮流巨大的震憾力量，内临民众权利意识的萌动、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升和自由民主化推动力量的崛起，这两个子结构已经无潜可挖，明显失稳。这时，明智的战略选择是，随着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突变过程之深化，从速开启一党专制走向宪政民主，党领文化走向多元文化的结构取代过程，以便整个社会能在世纪之交跃上一个新台阶，即从计划经济—一党专制—党领文化之旧稳态，经由不可逾越的若干不稳定中间态，跃向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多元文化之新稳态。我们相信，这一跃迁符合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的文明进化大方向。
然而，在中国社会结构面临根本变革的历史关头，邓小平自恃经济粗放型增长尚有势头，瞿然奋呼“稳定压倒一切”，希冀能稳住一党专制的政治结构和党领文化的文化结构，以及稳住经济结构中“公有制为主体”这块社会主义胎记，从而稳定专制权力和既得利益。这种与进化浪潮作殊死一博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已经带来并正在带来双重负面效应。一方面，破坏性致乱因素在滋生和蓄积，已经到了内囊尽上的严重程度：权力机构通体腐败，社会制度性不公极为严重，社会风气日趋衰败，以不公还治不公之反社会势力膨胀与泛滥，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另一方面，建设性进化因素被压抑和消解，其积聚与成长甚为不易：私有产权无法律保护，私有经济仍遭歧视，私有制潜行被阻扼；人大、政协要求切实加大执法监督力度的呼声受到抨击与压制；敢于据实报导，从而“不利于稳定”的官办报纸，如《北京青年报》，被施以外科手术式打击；民间发出的持不同政见的独立声音，则一概招致警察的光顾；民间独立传媒仍被无情禁绝；良心犯、言论犯仍被不断制造出来；民间结社、组党之尝试被坚决消灭在萌动状态，并处以骇人听闻的重刑。一句话，代表未来的新结构要素，被当局尽其所能地加以控制与摧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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