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安全局人员欧打公民、侵犯人权纪实
   
   
   

    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上午九点，我去国贸中心办事。事毕乘坐4路车至日坛路下，于九点五十五分步行至建国门外外交公寓东南门口。值勤武警检验了我的证件后，我等待我的学生——一位正学中文的美国朋友出来接我进去。这时，一辆深色尼桑车在大门北侧嘎然停下，从车上跳下二、三个便衣，其中一个穿灰绿色夹克衫的上来拽住我的左胳膊，大声说：“我找的就是你，你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这时，我右边上来一个穿白色夹克衫的人，上来架着我的右胳膊，两人把我顺着秀水街往南带，后面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则大声嚷嚷：“我看见你就烦，别让我再看见你！”带出二十多米后，从南面又来了四、五个人，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又白又胖、穿一身藏青色西服的人，不问情由，上来就在我左脸上重重给了一巴掌，又走了几步，那个穿灰绿色夹克衫的人用脚又从后面使劲踢我。我当时没有提出抗议，只是睁大眼睛瞪了打我、踢我的暴徒：我要将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侵犯我人身安全、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记得清清楚楚。这打人、架我的一幕，当时在场的武警、门卫及过路的中外人士均可作证。
    我强忍着被人无端踢打的羞辱，顺着建外大街北边人行道往地铁方向走去，他们一伙则在后边数米处尾随。走到建国门桥时，他们突然大声喝令我停下来，上来抢我的公文包，说要检查，并大声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居然还出来转悠？”检查一番，把一份我写给西城公安分局的《关于给受害者家庭分送人道求助款的情况说明》拿走。我大声抗议，要求他们物归原主，但他们拒绝交还，说要拿去再查，看里头到底有什么名堂，一边狠狠地要我离开。这时，我见这伙人身份不明，素质低下，怕是不三不四的人，就要他们出示证件。打我那人不出示，只是一味威逼我，说我嚷嚷没我好处。很快，周围过路群众已聚了五、六十人。我见他们拒不出示证件，就大声抗议他们目无法纪，公然打人。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那个精瘦的中年男子终于扛不住了，急步趋前掏出证件，但见上面赫然烫金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部北京市安全局”字样，于是我说：“你们既然是执行公务，为何执法犯法？！”他们中的一个人指着我说：“你是汉奸！”我盯着他质问：“你说话要有证据，否则就是诽谤，我们上法院见！”这时围观者起来越多，那个精瘦的中年汉子见状不好，急令那个打人者和另一穿白色夹克衫的人将我强行架进尼桑车，并立即驶离现场。
    车子开到二环路近北小街立交桥处，他们停了车，要我下去。那个打人者威胁说：“出去别嚷嚷，嚷嚷对你没好处！”我说，“你们理当文明执法。如此粗野，还要人家别嚷嚷？你们都是年轻人，岂能不懂文明礼貌？”我下车后，步行缓缓走向北小街立交桥，打人者和穿白色夹克衫的下车尾随，我指着他们说：“你们公然打人执法犯法。一到清明节，你们就如此害怕？”他们并不答理，只是跟着。
    我决定打“面的”去西城公安分局，一是本来要去交《情况说明》（已被抢去，要通过分局要回来），二是我脸上红肿未消，好让公安局看看安全人员的素质。我上面的后，“尼桑”紧随其后，寸步不离。到了西城分局，我首先让分局人员看了我红肿的脸，我告诉他，后面那个安全局人员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端凌辱一位共和国公民。我在办公室坐定后，那位接待我的公安人员说，他马上出去批评那个打人者。后来，他又代表他那半个同事（公安、安全算半个同行）向我致了歉。但是我的起码要求是，打人者必须向我做出书面道歉，并进行相应赔偿。如果他们不答应我的这个起码要求，我将在了解到打人者真实姓名后提起诉讼，以捍卫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附 关于给受害者家庭分送人道救助款的情况说明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治保卫科：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悲剧，造成了数以百计的遇难者家庭，及数目更大的伤残者家庭：二者可合称为受害者家庭。五年来，他们承受着最大的痛楚，却最少得到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安慰与帮助。
    作为受害者家庭成员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忍受了巨大的丧子之痛，出于人道和良知，自愿地寻访受害者家属，为他们分担苦痛，为他们寻求救助。他们二位这种行善积德的义举，是值得世人称颂和效仿的。今日之中国社会，能够这样默默地、不辞辛劳地做这种于国于民均百利而无一害之事的人，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