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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转型意义试析
台湾的政治转型自1986年3月拉开帷幕，至今仍在曲折地、艰难地前进。本文对“政治转型”的含义界定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1] 并且这种改革“引发了具有重大阶段性意义的结构变化”。[2] 单有前半句，则将“政治转型”等同于“政治改革”，失之过泛；光是后半句，则成功的暴力革命也被括于其中。两者合二为一，较为相宜。转型的基本色彩是温和的，渐进的，不失控的。
台湾的政治转型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它通过自我和平演变，使台湾社会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在政治、文化层面走上全面提升品质之路，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中启动和推展政治民主化的又一成功范例；它对专制政体民主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实践样本和推动力；它将民主宪政付诸实施，标志着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它将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点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使统一于专制政治的“大一统”模式不复有实现的可能；最后，它对大陆的政治变革，是一种有力的激励和宝贵的启迪。
本文将限于论述台湾政治转型对中国政治史，对两岸统一事业，对大陆政治变革的意义。为此，先简要叙述台湾政治转型的基本事实与发展态势。
一、台湾政治转型的基本事实与发展态势
台湾的政治转型是从前资本主义的集权专制向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转型。自1945年国民党接收台湾算起，到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其间40余年，台湾实施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意味的威权政治体制：政治强人独裁下的一党专制，政治空间基本被锁闭，民众政治权利大部分被剥夺，民主运动遭弹压。
1986年3月，国民党决定实行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新，标志台湾的一党专制体制开始松动。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事实上突破党禁，组建民主进步党。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解严，废除实施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并随之正式开放报禁和党禁。1988年1月13日李登辉主政后，突破蒋经国不废除“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框架，积极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使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
台湾政治转型的基本事实可归结为：
1、政治体制由“一党专制”向“一党独大、多党制衡”的方向演变。开放党禁后，反对党取得合法地位，与国民党开展竞争，发挥政治制衡的作用。然而，反对党或反对党联盟还远未具有通过选举击败国民党、从而取得执政地位的力量。目前的政治格局可以定名为“一党独大、多党制衡”。国民党加紧进行由独裁垄断性政党变为主导性政党的角色调整，增强自身作为民主政党的竞争性和应变能力，而反对党也在逐步从一味批判与反制走向体制内竞争。
2、政权结构开始“回归宪法”。“勘乱戒严”是政治上冻结民主宪政、实行专制统治的依据。在这种体制下，“总统”成为独裁者，“民意机构”形同摆设。既解严开禁，则政权结构“回归宪法”乃成题中应有之义。于是，“中央民意机构”的功能随政党政治的运作而逐步增强，“立委”、“国代”选举已成朝野较量的一个主战场，“立委”党团成为政治运作制衡的重要力量。1991年5月1日正式终止“动员勘乱时期”，移去了宪政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回归宪法”的重大步骤。终止“勘乱”、废除“临时条款”，“总统”超常权力被取消，所有“资深”代表于91年底退职，“民意机构”将按计划全部改选。这样，以党领政进一步弱化，以法治政不断凸现并渐趋主导。
3、民众参与意识增强，社会思潮活跃，社会运动勃兴。解严开禁后，民众获得了基本的政治活动空间，政治恐惧开始让位于政治参与。除组党与国民党匹敌外，各种利益团体亦纷纷成立，舆论市场热闹非凡，自力救济层出不穷，走向街头司空见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权利开始真正落实。
台湾政治转型是在社会力充分涌现，社会多元化已成不争之事实的情况下肇始的。尽管目前政党政治呈低质化，政治参与和竞争事实上存在不平等与不合理性，具有明显优势地位的国民党走向制度性妥协的意愿和体认尚可质疑，独立于国家体制的多元的、自我组织的自由的市民社会还不成熟，但是，由于阻挠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执政主流派“对历史负责”，顺应潮流推动政治变革的取向清晰可见，因此可以肯定，台湾政治转型已经走上不归之路，其发展态势已可估测，这就是：
1、政党政治将渐趋成熟，“一党居优、多党竞争”将是90年代最可能模式。目前虽然台湾党派林立，但勉力可与国民党一争的反对党只有民进党，且该党内耗严重，近来又公开打出“台独”纲领，短期内与国民党平起平坐殊无可能。然而，朝野关系会从现在的粗鲁、亢激走向良性互动，抗争的主要手段将由街头运动让位于议会斗争，而议会中的肢体抗争亦将趋于消失，形成“一党居优、多党竞争”格局。
2、宪政体制将进一步名符其实。国民党政治新生代已经全面接班，其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和追求是有目共睹的。1991年底“国代”全面改选，国民党取得“修宪”主导权，92、93年将全面改选“立委”、“监委”。照目前趋势，“宪政改革”的推展与实现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台湾政权的宪政体制将更为名符其实。
3、“脱序”现象将渐趋平和，民意表达渠道将更为通畅。随着政治活动合法渠道的营建与拓展，各种“脱序”现象出现的频率和烈度将呈衰减趋势。当然，这并不排除还会冒出激烈的街头运动和非理性抗争，如前不久民进党为吁求“总统直选”而搞的游行静坐。不过，这类做法将越来越少，“脱序”现象渐趋平和是一种大趋势。
二、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性转折
长期以来，大陆居民东渡台湾从事垦拓、经营，因此，台湾社会发展状况大体上与大陆相一致。公元1335年，元朝在台初设府治，从而正式将台湾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之下。经明、清而至民国（1642——1662年，沦为荷兰殖民地；1895——194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台湾在政治上由君主专制到一党专制，也与大陆一样，始终未脱专制窠臼。尽管在政治转型之前，台湾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自由化，但似乎国情和文化的“特殊”，阻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到来。
正在进行中的台湾政治转型，在台湾政治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撼动了专制统治，并将其导向民主政治。毫无疑问，台湾政治转型是台湾地区政治演进的历史性转折。然而，台湾政治转型的意义未止于此。它还是中国政治演进史上的历史性转折。因为，它破天荒第一次向世界表明，中国文化背景既不是市场经济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是政治民主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人自己治理下的社会同样能全面走出传统文明，汇入现代文明，并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为此，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基本的史实。
在中国政治史上，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在封闭循环圈中悠然运转。它虽然一再由盛到衰，由衰而败，却又能死而复生，生生不已。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外部给它的一次空前打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使其转型的历史机会：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然而，由于统治集团的愚昧、昏聩，由于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的麻木、迟滞，也由于民众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的强大惰性，质言之，由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冥冥昏睡，使中国失去了这个有可能实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机会。
5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方惨败，朝野震惊。士大夫阶层起而救亡，吁请改革。这时，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比较开明、着力维新的力量。1898年，光绪帝实施戊戌变法。这也是一次有可能导向政治转型的历史性事件，但不久即被顽固派所扼杀。
清末的另一政治事件是1905年改革。时隔8年的这次改革，是由当年腰斩“百日维新”的统治者所推行的。它除了对教育、军事、行政制度进行了重大革新外，还鲜明地确认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中国应该实行立宪制。1909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资政院（国会前身），各省设立咨议局，并宣布9年后实行宪政，定于1917年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然而，不管是真心想办还是虚与委蛇，一切都为时已晚！这时的清末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实现政治转型的能力，王朝政权机器已经千疮百孔，衰败不堪，很快就遇上了灭顶之灾。
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下而上地、强制性地结束了绵延二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共和政体推上前台。然而，这个政体面对的，是传统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是虽经戊戌思潮冲击和突破但仍唱主角的传统文化特质和社会价值观，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处于基本上无法耦合的状态。因此，政党政治刚有发韧，议会民主稍有运作，便被粗鄙军阀打入冷宫。极不稳定的共和政体如陨星闪过，很快便是军阀割据，群雄争斗，陷于内乱。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政党，如国民党，共产党，基本理念殊异，竞争包容鲜见，你死我活为真。
1927年后取代北洋政府的国民党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内乱外患之中，没有一天安顿过。孙中山的宏愿，民国的宪法，统统束之高阁，其政治体制的实质是一党专制。
1949年以暴力革命手段取代南京政权的共产党政权，基本宗旨就是一党专政，既载之于宪法，更付诸于实践。而这种一党专政的实质，或大体类同于君主专制，如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中的一段（1979——1989），或是寡头专制政治，如1989年到现在，由几个垂暮老人共同掌舵。与此相映照，乃是民意代表上头圈定，民意机构形同虚设；“民主党派”须将“执政欲望”自我阉割，社团组织必须官方化、半官方化；舆论一律，学术、创作不自由。
通过以上勾勒的中国政治演进画面，可知台湾自公元1986年开始对专制政体的实质性突破，决不仅仅是地区政治演进中的历史性突破，而是整个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在40余年政治专制时期，台湾的经济体系已由传统农业占主导，成长为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工商服务占主导；现代文明价值观已在全社会深入人心。1986年后，政治上迈向民主化，从而使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耦合得更好，更稳定。比之辛亥革命后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昙花一现的“民主政治”，台湾跨出的这一步是扎扎实实的，是真正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而前者，充其量只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悲壮预演。
三、中国统一品质的划时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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