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全国最高法院上访记
   
   　　　　　　　　　　　　徐永海　
   
   　　2006年5月9日中午我到了全国最高法院，上访不在这里了，问口的保安把上访的地址给了我。按照地址，在下午1点半左右，我和妻子到了位于永定门火车站（北京南站）西侧一个非常小的胡同里。我发现这个胡同是通向永定门火车站里面的，以前我的朋友徐文立家曾暂时住过这里。我认为不对，就退了出来。来到南二环路上，从西边的一个胡同进去，向南走，再向东走，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我在东西走向的胡同里仔细找，终于找到一个向北的小胡同，进去，见到了最高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处。真够难找的，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这一地区还算熟悉，还这样难找，那些外地人如何找得到。

   　　
   　　进了院子，这里有很多人在排队领表。我领了表，填了表，交了表。在院子等着，不时有喇叭喊人的名字，喊到名字的人就可以进到接待的楼房里。还没有喊到我，我进了上访人员大厅，这里通风不好，有很大的气味，我不在乎这些。大厅的北墙上有两个大屏幕，其中的一个屏幕上播着已经交了表的，马上要被接待的上访人员的名单，其中我看到了我的名字。
   　　
   　　3点钟我听到了喊我的名字，我进了接待的楼房。一进门，警察很凶，让我把手表，手机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先用“探雷器”在身上扫一遍，又让我走过安监的门。然后对我说到206室。我上了楼，来到206室，接待室内被窗户隔着内外两间，我在外边，接待人员在里边。
   　　
   　　我将我写的上访信与有关材料递给了接待人员，他用3分钟的时间看了看我写的上访信，自然是粗粗地看，只看了第一页，没有看第二页。之后，接待人员用了较长时间看了裁定书、判决书。问我刘凤钢是干什么的，问为受境外人员指派是怎么回事，并向我要《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这篇文章。
   　　
   　　后来接待人员说：“你不能直接到全国最高法院来申诉。必须先到浙江高级法院去申诉。”
   　　
   　　我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8条规定，我可以先到最高法院来申诉。”
   　　
   　　他说：“现在改了。”我不理解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如何能说改就改。
   　　
   　　我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8条规定，我可以直接向全国最高法院申诉，如果你们不审理，你们应将我写的申诉书交给浙江高级法院，并告诉我，可是浙江高级法院一直没有告诉我。那么，你们是否收到了我的申诉书？”
   　　
   　　　他说：“是否收到，你可以到立案庭去查，但是你只能通过信的方式去查，并且还要将你寄申诉书的收据一同寄过去，你就是说，你上次寄申诉书必须是挂号信。”
   　　
   　　我说：“我是在监狱上诉的，是监狱的有关部门给我寄的，是挂号信。”
   　　
   　　他说：“那你只能先到监狱去把挂号信的收据找到了。”
   　　
   　　谈话到此结束，结果就是，我必须先到浙江去申诉。对于2005年1月的申诉，是监狱没有给我寄给全国最高法院，还是在寄的过程寄丢了，还是全国最高法院收到了不予理睬，这将要等待我查的结果。我知道这一切都很难，但我一定要查下去，一定要申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