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博闻文坛》浏览有关政论，又看到好几处引用出自西方的这样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一直都觉得此言若拿来评判中国政治其实淡化了中国政治中权利与腐败的真实关系，很不确切。因为西方政体的“权利”由民主产生，是人民给的，而中国政体的“权利”由党甚至个人指定，是党甚至个人给的。与此相应，中国政体中，“权利就是腐败，绝对的权利就是绝对的腐败”，事实就是如此，而不是本身没有，而由于不期而然的原因所“导致”的。
   
   西方政体的权利 因为“是人民给的”其职能是为了服务于人民，也就是说权利的前提是“服务并且不得不服务人民”。所以在此前提之下，拥有权利者虽然可能或者会因为个体的向恶性——人的私欲，利用手中的权利，行与授予其权利的本意不符的举动，而出现贪污，受贿，贪色，滥权等行为，但这不是权利授予者的本意，因而用深含贬义的 “腐败”一词来界定。也就是说“腐败”不是被授予的“此权利”的“权利构成”的主体，而是“副体”。所以西方名言用“导致”一词来陈述，“权力导致腐败”，也就是说“腐败”相对于权利的正面，权利的“主体构成”——服务，它是副面的，是“衍生”的状况，不是权利本身的本意与目的。但如果民主机制中由于某种社会状态（即需要产生“此权利”的状态）不成熟也可能出现获得权利者拥有“绝对的权利”，即“权利”中能够获得私利满足私欲的可能性“大于”甚至“颠覆”了权利的“主体构成”——“职能”，因而西方名言讲“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里“绝对的腐败”还是陈述为是“绝对的权利”“导致”的，而不是“绝对的权利”所“固有”的，不是“此绝对的权利”的“本身性”，因为授予“此权利”的“权利”本意不是为了“导致”绝对的腐败。
   
   而在中国政体中权利是“由党甚至个人指定”，是“党甚至个人给”的，权利的职能已经在“给”与“被给”中被自然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不是政策与口号，这是一以贯之于中国政体的实质，也就是说权利的本意与目的是“服从”，而不是“服务” ， 权利的职能是“服从”，而不是“服务”。从下级官僚到上级官僚到党到高居党之上的个人的“服从”关系，已经在“给”与“被给”之中以政体的强大而无形的力量被自然而残酷的规定下来。与西方政体中人民是政体的拥有者、决定者，人民是政体构成的起因与关键全然相反，中国政体中人民不是政体的拥有者、决定者，人民对政体不具有拥有权与决定权。而人民一旦丧失了这一权利也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便不拥有“权利”，因而在中国政体中人民不在政体构成之中，被排除在政体构成之外。因而对于西方政体“权利构成”的主体极为关键的一词“服务”在中国政体的“权利构成”中其实质并不存在，或者说是处于与西方政体“权利构成”的另一面“腐败”在“权利构成”中等同的位置，是极为次要的副体和副面。所以这一陈述其政体职能特征的中国名言没有将人民概况其中。这不是无意的忽略，而是真实的事实。既然权利的职能，权利的本意与目的是“服从”，是“下级权利”对“上级权利”，“小权利”对“大权利”，“全体权利”对“个体权利”的服从，那么在中国政体中权利的用途与立意刚好与西方政体颠倒过来，正因为这一颠倒于是颠倒了拥有“此权利”的“权利构成”的主体与副体，颠倒了拥有“此权利”的“权利构成”的正面与负面。“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等则是权利获得者为了实行其在政体中的职能——“服从”而蒙蔽人民的工具性语言。由于中国政体中体现权利职能、本意与目的的“服从” 颠倒了“服务”与“腐败”在“权利构成”中的位置，因而“腐败”便成了“权利构成”的主体与主面，“服务”便成了“权利构成”的副体与副面，所以在中国政体中，“权利就是腐败，绝对的权利就是绝对的腐败”，是因为“服从就是一切，不需要服从就拥有了一切”，而不是西方政体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2003/8/31 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