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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文化的統一就沒有民族的統一
【大紀元5月20日訊】最近一段時間在中國上演著一場國共親握手互動的歷史劇，吸引了關注中國社會現實人們的眼睛，有人鼓掌有人歡呼，中華民族似乎在走向統一的路上的确跨出了前所未有的實質步伐，但從另外的眼光望過去，看到的，卻是在中共執政下當今中華民族四分五裂的悲哀現實。
一，文化的存在是一個民族存在的前提
(一)，美利堅民族的形成
美利堅民族的形成即是十八世紀中葉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域的人們在北美优越的自然條件下隨著統一市場的形成各殖民地之間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作為文化的最主要的要素語言----英語成為人們共同的文化媒介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
(二)，中華民族延續源于華夏文化存在
歷史上盡管有過被漢人視為外族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女真族建立的清朝等朝代，但中華民族之所以至今仍屹立在世界，就因為它有著以儒家精髓為主體的華夏文化。
二，中國共產党的存在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分裂史
(一)，撇開儒家“仁政” 思想，以馬克思剩余价值理論挑動階級仇恨
共產党興起初期，對其外以挑撥人類人群關系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取代中華民族儒家傳統的以“仁”為基點的“中庸”精神、講求仁義以德服人的“仁政”“王道”思想，摧毀中華民族農業社會所形成的人群關系与社會結构，直至利用國民政府在抗日問題上的錯誤決策“攘外必先安內”借國人的民族情結趁机提出“抗日救國”蠱惑人心，最后摧毀因剛剛建立國人還并不了解其偉大創舉的孫中山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新的國家政權：中華民國，將為當時各政党甚至軍閥都認可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政府赶往台灣，致使中華民族的分裂外化為明顯的政權与政權之間地域版圖的分割
在人類社會供求關系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它決定著商品的產銷与价格。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奉行勞動价值至上，認為資本積累即利潤是剝削，進而使其追隨者將引進外資也演化成欺詐行為。這一違背人類經濟規律的理論被共產党人政治化，上升為其在政治上离間人群分裂人類的法寶“階級斗爭”思想理論的基石，以作為其政治行為的工具，用來對不懂經濟規律不解人類關系的中國下層人民進行愚弄，極具煽動性，空前絕后挑撥了人群之間的勞資關系，几近徹底的瓦解以致摧毀了中華民族農業社會所形成的人群關系与社會結构。“打土豪、分田地” ，這一中共興起初期掠奪富人的口號實質即為其政策，是這一理論最典型的政策體現。而后是延續“打土豪、分田地”惡劣政策的所謂“土地改革” 、和建制之后連窮人也統統掠奪的“人民公社化” 、以及為剝奪人群而完全違背經濟規律一意孤行所推行的 “計划經濟” 怪胎。這些惡劣的政治經濟手段都是因此而生。
(二)，撇開馬克思 “平等、民主” 理念，以儒家“大一統”觀念建立并推行極權統治
[這里有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馬克思“共產國際”所進行的斗爭其背景是西方的工業革命時代，其依賴的對象是工人群眾，馬克思“共產國際”本身就是一個工人組織。馬克思甚至極端鄙視愚昧的農民。關于這一點在1848年歐洲革命后路易.波拿巴恢复帝制為尋求其統治的合法性利用法國農村人口优勢主張全民投票并最終贏得胜利，馬克思在其《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中曾表露無遺：“國際的法國各個支部的真正罪過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們曾經公開而斷然地告訴法國人民：參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贊成對內專制和對外戰爭。的确，由于它們的努力，在法國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業中心，工人階級都一致起來反對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農村地區的極端愚昧無知占了上風。歐洲各國的交易所、政府、統治階級和報刊都歡慶全民投票的成功，認為是法國皇帝對法國工人階級的輝煌胜利；實際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殺害某一個人，而是要殺害几國人民的信號。”在此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把全民投票視為一种對几國人民希望的屠殺，而根源在于“農村地區(即農民)的極端愚昧無知占了上風” 。而共產党產生的背景則是遭受內懮外患的中國封建落后的農業社會，“以農村包圍城市”是共產党取胜的“法寶”，其主要依賴的對象是農民，其組織构成的絕大多數是農民。共產党組織是一個龐大的農民組織，而不是工人組織。在人類歷史上，農民組織革命的最后結果總是封建專制的極權體制，其原因在于農民孤獨散漫關系松散的習性讓他們內心常常傾向一個絕對的統治。而工人組織則相反，密切分工協作的人群關系讓他們懂得珍重各自在社會生活中的价值，生性有著一种民主、平等的潛質，因此由工人組織革命出現的最終結果其社會體制具有“民主、平等”的色彩，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不斷趨向“民主、平等”的原因。這一點已為人類社會發展史所證實。19世紀對地球人類具有深遠影響的歐洲革命，馬克思的共產國際站在工人階級一邊与農業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帝制決斗，其努力的精神實質是為追求“民主、平等” ，而不是為建立封建帝制 ，這是歐洲人類之所以能先行進入西方現代社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國20世紀，共產党的出現則剛好相反，它跟路易.波拿巴恢复帝制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路易.波拿巴是封建皇帝拿破侖的后裔，是帝制的正統，而共產党所最后建立的封建帝制則是由不具皇族血統而骨子里流著封建帝制血液的野統變成為正統。正因為其組織不具備皇族血統因此讓歷史更具有了欺騙性，蒙蔽了愚昧的大多數人。]
在其統治內部，則撇開馬克思為之奮斗的“平等、民主”的理念將中國封建社會儒家思想中“大一統”觀念：“集權主義”演化成極端專制主義作為其文化精髓(儒家思想精髓以“仁政”“王道”始，以“大一統”終。即“仁政”“王道”的歸宿是“大一統”)，不斷以所謂“階級斗爭” 、“路線斗爭”為策略分裂、摧毀同類，剝奪、鎮壓不同性質的文化(此作為接近中國古代与“王道”作為絕然相反的“霸道”作為 ，而又与“霸道”有別。“霸道”以“力” ，卻心怀俠義，如西楚霸王項羽。而“階級斗爭” 、“路線斗爭”策略是与俠義絕然對立的“奸” 。尤其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戰胜利果實卻被弱小的共產党摘取，共產党摘取胜利果實并非以“力”)。
1，分裂、摧毀同類
“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党服從中央”這一共產党的鐵律即是共產党專制主義文化精髓對內實行極權統治最具體最典型的表現。為實施共產党這一專制的組織觀念，實現極個別個人与小集團的高度極權的目的，“階級斗爭” 、“路線斗爭”成為了整肅對手摧垮同類的主要政治斗爭手段，中共党史上著名人士如陳獨秀、瞿秋白、羅章龍、王明、張國燾、李立三、高崗、饒涑石、彭德怀以及劉少奇、林彪、江青、趙紫陽等大大小小許多人物成為了以“階級斗爭” 、“路線斗爭” 為手段的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2，剝奪、鎮壓不同性質的文化
(1)，對民族文化的鎮壓与摧毀
最典型的是對藏文化為代表的對民族文化的鎮壓与摧毀。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軍事手段進駐西藏，血洗藏民，致使以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為代表的政府至今流亡海外。以派遣和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實行對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控制。
(2) ，對宗教文化的鎮壓摧毀
宣揚“無神論” ，以“唯物主義”迫害鎮壓“唯心主義” ，將宗教指斥為迷信。毛澤東執政時期，實行“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毀滅“一貫道” 。江澤民時期，將“法輪功” 、“中功”指為“邪教” ，并形成法律，實行全國范圍鎮壓。
(3)，在狹義的文化領域，不同的執政者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在其統治區和全國范圍鎮壓、摧毀不同性質的文化：
A，中共建制前，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提出“雙為”即“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 ，成為當時中共的文化政策。主張文藝作品應表現“人性”的著名知識分子王實味被以“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党探子、特務”、“反党五人集團頭頭”三大罪狀推進偏僻的茅坑為節約子彈而用斧頭砍頭。建制后，1953年前后，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出爐，著名詩人、文藝理論家胡風被以“胡風反党集團”的頭目推進監牢，直至1979年才平反出獄；這“引蛇出洞”的方針 ，讓大批的善良知識分子被引出洞，而后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猙獰政策指導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份子” ；最后也用以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討論的引導，成為所謂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誘餌，斗死、整垮了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一派政治勢力的對手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B ，1980年十二月，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這一方針下，以詩人北島為代表的以象征、隱喻等手法創作的“朦朧詩”因其強烈控訴著毛澤東前朝政府有力地協助了新上台的鄧小平政權穩固了自己的統治而使中國文人受到中共政治前所未有的寵愛，而以寫實手法深刻體現了五四文化批判傳統的詩人葉文福則因評說了新上台的鄧小平執政勢力集團腐敗的一詩《將軍，你不能這樣做》而成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首當其沖的批判對象。1984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針演變為中國文化領域“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6年，“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遭到點名批判。1989年，在中國天安門廣場出現一場慘無人道的“六四”大屠殺。
C ，1990年代，“穩定壓倒一切”成為江澤民政權執政的主軸。這一沒落政策致使中國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蠻荒。中國詩壇將海子推向几近崇拜的地步實質反映的是中國文人在六四被鎮壓之后陷入虛無、逃避現實、偏安自我精神慘狀；而“后現代主義”則是對人類過去以良知、人性建立起來的傳統文化的反動；尤其“下半身”盛行更是使淫穢、甚至可以說流氓意識一度泛濫完全是由于無能的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方針遏止了人類屬于普世价值的文化在中國生存，卻不可能有具體切實的良性文化政策來對社會文化作引導所致。
三，當今中共治下中華文化的分裂現實
(一)，落后的專制文化与新型民主文化的對立
中共治下形成落后的專制文化与新型民主文化的對立，使新型民主文化要么被驅逐在海外，代表人物如：前期西單民主牆時代的魏京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期受禁的方勵之、劉賓雁，“六四”被鎮壓后大批怀著民主理念的流亡者；要么被關押牢中，如：楊建利、王炳章、秦永敏等大批思想犯与良心犯；要么深深壓在中國民間黑暗的底層，“六四” 鎮壓造成一代人理想的幻滅，他們心中的委屈与憤懣象地火在深淵燃燒，關于這一點只要人們留心中國网絡就會發現。
(二)，落后的專制文化与逐漸复興的宗教文化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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