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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倡“悲悯民生”的那场争论就这样卷起狂风巨澜，请看那里著名作家陈希我说文坛现实
此段摘自下面对其采访的一文<“文学不死，我也不死”－－陈希我访谈>，阐述他对因那场争论导致的文坛写作现实--关注底层的不满。这是他自身对文学的理解局限，或者应是其变相的犬儒：
我这里想说说作家的精神高贵问题。作家应该是精神的贵族，像俄国作家。他们的灵魂高高飞翔在芸芸众生之上，他们的痛苦不是物质的痛苦，而是灵魂的痛苦。而不像我们，总是着眼于世俗的需求。我们写物质贫困，写吃，写性快乐或者性压抑，写好死不如赖活，写权谋，目光鄙俗、实惠得很。特别是现在还提倡写底层，更可能是危险的误导，让中国文学更加没出息。也许你会说，俄国作家也写底层人民，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他是着眼于精神层面来写的，他的拉斯柯尼科夫虽然因为物质贫困而杀人了，但是作家写的是他行凶后的良心受谴责、内心孤独、恐惧。陀氏本身也是，一生虽然穷困潦倒，但仍然是精神的贵族。
附：
“文学不死，我也不死”－－陈希我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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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死，我也不死”－－作家陈希我访谈
一、 写作的契机、恩师及一些往事
叙灵：你能回忆当你决定成为一个作家的那个确切时刻吗？
陈希我：确切时刻很难说。大学二年级，我的老师孙绍振当着全年级同学的面说我：“他天生就是个作家”。作为当时在全国文学界都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这么说我，我就一根筋往写作路上奔了。大学四年，连恋爱也不屑于去谈，想着我将会成为一个作家，心气高傲得很。但是大家认为像我这样不谈恋爱几乎不可能，只不过藏得紧。大学毕业告别餐上，同学们敬酒，到我跟前，说：“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吧？你的女朋友在校外什么地方？”我说：“我还真的没有谈。”当然也许还可以追溯更早前，我高中时，我的班主任说我将来会当个作家。在我的内心里有了当作家这个念头。
叙灵：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最初因为一个怎样的契机，让你闯入了文学这座理想的殿堂？
陈希我：高中时就开始七写八写了。我记得第一篇能称得上小说的东西叫《回春》。但是我仍然对绘画更感兴趣，更想当画家。我从小学画，按正常的路，我应该成为画家。高考前，我父母让我先去参加高考统考，考不上，再去考美院。当时有三条路摆在我面前，一是上美院，一是上中文系，一是根本考不上，沦为社会流氓。当时我已经是半个流氓了，留长发，穿笔筒裤，抽烟，打架，到处捣乱。而且高考统考最初也不是上福建师范大学，而是西南政法大学，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重点政法大学。那是我自己填的志愿，就因为那学校在《红岩》里的歌乐山下，令我向往。但是我父母不让我去面试，怕我吃政治饭，就想方设法让他们把我退出来，然后把我送进了他们的管得住的福建师范大学，上了中文系。
叙灵：文学评论家孙绍振是你大学时代的恩师，他很早就发现了你的文学才华，孙老师对你的写作曾经产生过哪些影响？
陈希我：在我大学二年级时，他上我的写作课，当时我交了篇作业，小说《坟墓》，他发现我写的和别人很不一样，惊异于这么小的年纪怎么有如此黑暗的心理？就把我找去，给我印有作协字样的500格稿纸，让我抄一下他拿去推荐发表。他在各种场合推荐我，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孙老师无疑是我文学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手把手直接教我怎么写，而是，他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一，让我知道了文学的高度，有很多写作者一生都不知道这个高度，一生盲目地写。这是我的荣幸，一开始就看到了；二，怂恿了我敢于质疑一切的精神，没有什么不能怀疑的，这是孙老师给他的学生们的金钥匙。三，让我坚信，我是很棒的。
叙灵：最初的一篇作品发表在哪家刊物？处女作的发表给你那个时候的心理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陈希我：很惭愧，发表在《福建文学》，是人家为了同情我，给我的安慰，而且我也怀疑编辑并没有读懂这篇小说，使它意外地得以出笼。欣喜还是有点，但只是一点，好像憋满膀胱的尿，泄了一滴。那是个小小说，题目叫《科学》，写科学是如何不可信的。那已经是孙老师说我“天生是个作家”六、七年之后了。在这其间，孙老师到处推荐我，我也写了无数的稿子，但是一篇也没有发出去。现在来看当时我写的东西，并不比当时名噪一时的那些作品弱，倒是超前了。他们说作品太尖刻、太黑暗，建议我修改，比如打擦边球，加上光明的尾巴，比如换个时代背景什么的，我一口拒绝了。当时还挺傻，还拿文学理论来反责他们，指出他们的荒谬。还说，宁可不发表，也不愿意修改。孙老师看我这样子，说：那你等待发表的路会很漫长了。我说：可以！当时我17岁，年少气盛，觉得有年龄资本可以熬。但也没有想到一熬就是20年。无数的退稿。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不走运时的马丁·伊登，倍受磨难。现在孙老师说，这些磨难对你现在的成就是有益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也对我的前景产生怀疑了，反正我周围的人，几乎都怀疑了。但是我自己没有失去信心，因为我看到了文学的标高，我相信自己，我是很棒的。就凭着这种顽固和疯狂。这其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换一个人已经放弃了。但是我坚持下来了。其实也靠无赖劲。太无望的时候，就喝喝酒，找朋友发泄一番，睡一觉，就又开始写了。
叙灵：许多作家在刚练习写作时，总是用其他作家当模特，谁是你文学上的先辈？
陈希我：影响我的作家肯定有，很多，很杂，但是谈不上具体的谁。我觉得他们很多都对我有所启发，但是我同时也很清楚，他们的哪些东西我是不要的，我是我，我按我的方式写。
二、留学日本、归国的初衷及日本文学对自身的影响
叙灵：你是哪一年去的日本？什么原因促使你负笈远渡重洋去日本留学？在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的国家，难以想象的是，一个远离故土的文学青年，身无一点谋生之技，你在日本的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具体干了哪些事？
陈希我：我是1989年去的日本，去了近6年。因为在国内混不下去了。我要写作，但是我是个具体生活着的人，文学拯救了我，也毁灭了我。文学给人的副产品就是狂妄。我大学毕业因为闹事，被发配到了一所农村中学当教师。那时候我档案里处分累累，几进几出了公安局，一团糟了。其间还因为要救我出公安局，我家让我当了神的堂子。我至今还是神的堂子。人生失意无南北。我在农村一呆就是6年，眼看就要永远呆下去了，毫无回城的希望。一个算命的说，跳远去吧，去出国，在这里是没有出路的。于是父母拿出他们的全部积蓄，再借了高利贷，让我出国。最初办的是澳大利亚留学，后来改签去日本。在日本，我必须顾三样事：一是读书，二是打工，三是滞留签证。这三样缺一不可。你必须有签证，才能读书；你要读书，就要有物质基础，就必须打工；你打工，也必须有滞留签证才能打。我毕竟是穷国去的人，跟那些美国去的、西欧去的甚至是韩国去的留学生不一样。
叙灵：记得2000年夏天，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你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是，你对文学很执着很沉迷，也就是说，为了文学，你什么都可以放弃，当初回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写作这个荒唐的想法吗？
陈希我：是的。我注意到你前面提的问题，我这个去故土的还是个文学青年。在日本，文学也是边缘化的，我又只能中文写作，所以我最后只得回国。语言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要想用非母国的语言做日常的交流，容易；要想用之阅读和实用写作，也不是太难；但是要在文学层面上阅读，就难了，要用非母国的文学的语言来写文学作品，那就更难。中国是我文学的根，也是文学的场。
叙灵：作为一个令人艳羡的海归派，让人惊讶的是，你回国后干了不少让外人看起来的蠢事，凭你的条件，去公司做事或自己做生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你为何像傻瓜一样（请原谅我用这样的称呼），选择了一个薪水少得可怜的文学编辑工作呢？并且一干就是数年，难道你真的脑子有病？
陈希我：是不是病，要看从哪个角度，从别人的角度看，也许真是有病，但从我这角度，一点也没病。而且从文学的角度说，有病才成就了文学。文学本来就是社会的离心力量，作家是世俗抗拒者。当然他们最后往往失败，但是这过程是重要的，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老人。我只想搞文学，不想做别的，我这个人有个不可救药的特点，就是：不想会的就坚决学不会。当然我也可以靠撰稿为生，但那样是会损害我的文学的。只能找个清闲的工作，一边写自己的。当时刚好福建文联有个文学编辑的工作，就去了。说是先干一段，然后转正。当然最后被他们耍了，5年多了，他们最终也没给我转正，也没给我工资，白干。
叙灵：在你的作品中，充满了一种怪异反常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气息，注重于逆反的性爱、异常的性欲的描写，通过挖掘人深层的心理状态以及从隐微的颓废处来探求人性的真实，这些标志性的陈希我写作风格，似乎跟日本文学有某种渊源，能否给我们谈谈你对日本文学的印象，它们对你创作产生的影响？你喜爱的日本作家有哪些？
陈希我：我喜欢的日本作家多了，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还有作为中短篇小说家的村上春树……与其说他们的价值在于怪异反常，勿宁说是在于暧昧。日本语言的表达方式就是暧昧。词意的暧昧，语法的多变，句式上的柔韧，我们以为是他们的狡猾，实际上，是体现了日本人内心的难以言说之苦。 “苦”是他们文学的基点，因为“苦”，才以文学为象征，才颓废，才幽微，才冒犯，才极端，才变态。日本作家才成其为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之一。而不像我们，只是闲适，写出来的是白开水。说是中国作家过得不好，但我看除了个别的异数外，中国作家可能是世界上活得最好的作家了，他们过得好得像世俗人，好得像达官贵人，好得像纨绔子弟，他们稀有内心冲突，更难以去自杀，他们说出的话像白开水。我常苦于无法跟人交流，因为人家不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也确实不能很好地表达我的意思，总觉得心里很苦，但是说不出来，像感觉苦但说不出来的润土。有时记者索性对我说：你把你的意思用一句话简单说出来吧！他们喜欢简单化、脸谱化，喜欢贴标签。他们要简明扼要，让读者一看就明白。所以他们铺天盖地地说我是直接的、生猛的，他们不可能深入到我作品的内核，就像我们总是难以深入进日本文学的内核一样。我的特征当然跟我接触日本和日本文学有关，但毋宁说是我的性格和他们契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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