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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数年的呼唤，社会责任终于成为中国诗歌共识。当年本人虽不曾与其过招而他却曾积极参与倡导口语与技术的《 星星 》主编梁平开始转身
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梁平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星星》的卷首写下了《向诗歌致敬》的文章，我希望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华民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对诗歌保持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敬畏。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和抚慰，仅仅是东西南北此起彼伏的诗歌活动就足以让我们预感到诗歌在中国大地上的复苏，甚至空气里也弥漫着久违了的诗意。经国家批准，马鞍山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诗歌节”，使诗歌真正有了自己的节日。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什邡市、罗江县，由政府约请数十位当代诗人以诗歌解读城市，为这个城市留下了当代文学的书写，为百年以后的子孙留下了一笔财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它连接了一个城市一以贯之的文脉，毫无疑问，它也将载入这个城市的历史。
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一直在承担着责任，就是对艺术的探索和对社会的关注。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不懈地艺术探索中，逐渐突围古典诗词的遮蔽以独立姿态与世界现代诗歌对接，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承担。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几乎每一个时代都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大诗人、大作品，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社会承担。这是中国新诗需要的一种担当，这是中国诗人应该具备的一种担当。在我们的记忆中，1949年以来，中国新诗的第一次“繁荣”出现在五十年代，那是一次变异的繁荣，一次和社会发展一样病态的假繁荣，古典式民歌，口号加标语的颂歌范式，它带给中国新诗的只剩下绵长的伤害。由于这样的伤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诗歌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几乎成了“谈虎色变”。中国新诗真正鼎盛时期出现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诗人正是凭借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把艺术探索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担当骄傲地扛在肩上。这个时期，诗歌重新回到艺术领域，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形成汪洋之势覆盖了中国大地。
食指、北岛、舒婷、杨炼、多多们“朦胧诗”的崛起，把许多具有中国意义的现代诗歌和许多优秀的中国诗人的名字送出国门，开始了与世界诗歌真正平等的对话。同时，诗人的社会责任担当回到真实，成为优秀的诗人们的一种自觉。一大批直击现实、掷地有声的作品让中国老百姓的眼里饱含泪水，心潮久久不能平静。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叶延滨《干妈》、杨牧《我是青年》等等优秀诗篇，和中国社会的脉一起跳动，在中国社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很显然，这个时期的诗人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对五十年代那种担当的一次颠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担当，诗人只有具备了这种社会责任的担当，才能够赋予诗歌血肉和灵魂的力量。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诗歌且战且退，已经退守到社会的边缘，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认知和守护的热情。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诗人并不以为然，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后诗歌必然出现的冷落，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诗歌真正走向纯粹的惟一正确的选择。而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值得诗人自身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到了诗人自身清醒的时候了。就在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诗人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过分的强调了诗歌技术性的重要，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这些年来，作为文学的诗歌几乎齐刷刷地朝着“纯粹”的方向一路狂奔，远离人间烟火，远离了滋养诗歌的土地，包括业已成名的诗人，面对现实生活的痛处、生存状态的无奈，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诗人最应该具备的冲动和悲悯，很多人对现实麻木不仁，却无比自得、无比优闲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这个事实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诗歌身处边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诗人疏远自己家园，诗人无视国计民生，诗人忽略百姓疾苦，不断地重复别人的同时重复自己。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怎么不可能走到边缘?又怎么能让那些食人间烟火的百
姓为我们的诗歌叫好，为我们的诗歌饱含泪水呢?
中国诗歌走到今天需要来一个转体，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这是我给我的同行们的呼吁，也是作为一个编辑、一个诗人的良心和责任，以此共勉。事实上中国诗歌经过这么多年“怎么写”的训练，对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这应该不再是他的当务之急。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在诗歌艺术、诗歌美学上的不懈追求，我对这样的追求一直保持着敬畏，因为这也是中国诗歌需要担当的一部分。但是当下，我以为摆在诗人面前“写什么”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了，这种重要足以让我们已经远离的诗歌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历史的轮回有时有惊人的相似，我们无法忘记以艾青、牛汉、绿原们的回归，让我们毅然决然脱掉了1949年以来古典式民歌、口号加标语的新诗的统一着装，重新找回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新诗美学意义上的彰显和强调。同样，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诗歌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让我们的眼睛深情地望着生养我们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内心会充满感动，我们的诗歌会在感动自己的同时，感动这片土地，感动和我们同在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生命。
●《星星》诗刊扩版座谈会纪要
主办：《星星》诗刊
时间：2006年1月10日
出席人员：傅恒、宋玉鹏、杨牧、白航、梁平、阿来、何开四、曹纪祖、麦家、张新泉、刘
滨、冉云飞、柏桦、孙建军、李自国、靳晓静、杨远宏、鄢家发等。
主持人梁平(诗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新的一年又到了，《星星》2006年1期已经面世。编辑部是在2005年的后几个月进行研究扩版的，增加了32个页码，并提出了编辑思路上新的主张。到了今天，诗歌在圈子的热和现实社会里的冷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所有的诗刊，都几乎忽略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这需要我们反思诗歌与社会、百姓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坦率地说，诗歌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的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因此，我们进行了办刊思路的调整，设置了重头栏目“非常现实”。这在网上和媒体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今天，我们邀请《星星》的老前辈、四川诗人、作家们一起，出谋划策，希望听到大家的宝贵意见。
傅恒（作家、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讲几句，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大家对刊物的关注。一直以来，《星星》的影响都很大，近三年来又在不停地改革、创新。今年的改革更大，希望大家多对我们提点意见，当然批评更好。最后我在此提前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吉祥。
杨牧（诗人、《星星》诗刊原主编）：在此说两个话题。今年刊物增加了印张，进行调整，更一步清晰、明确思路。重提关注现实，重提我们写什么，这很有意思。一直以来，《星星》是以什么取胜的呢？那就是刊物的定位既不是时髦，也不是僵化、封闭的刊物，她就是《星星》。她的品牌效应，几代人为她付出了牺牲。现在，我们提出的话题虽然是老话题，但是在过去曾被弱化，今天重提很有意义。过去诗人们更关注技术，所以今天我们的技术已经相当圆熟了，连普通作者的技术也可能比当年的成名诗人要高得多。从朦胧诗以降，技术的操练到今天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现在再重提这个话题就不会落到回归的嫌疑上了。这个时代，社会发生了很多事，战争、海啸、车祸、下岗工人，问题层出不穷。但我们的年轻诗人，却不屑于关注社会现实。当然诗歌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需要关注，因为诗人是一个时代的良心。我们重新强调写什么那就显得重要了。《星星》把这一好的传统发扬了，光大了。艺术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今天我们的诗人眼界琐碎，内心化，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却不能让广大读者接受和理解，而且作为刊物来说就不能偏废。诗人可偏爱，编辑却不能偏废。有一个主旋律的音调在里面，那就是我们的现实。一个人连现实都关注不了，何谈永垂不朽。因此，我对我们《星星》的这一举措是赞赏的。我也希望我们《星星》身体力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要持之以恒，既影响读者，也引导读者，同时读者又来引导作者。
白航（诗人，《星星》诗刊原主编）：《星星》从创刊到现在，基本的倾向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创刊时有三句话：爱社会，爱生活，爱祖国。如今要加上一句：爱人类。所以，现在《星星》再强调责任感，我很赞同。我有几点想法如下：首先，扩版后倾向于社会责任感我是欢迎的，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诗歌很有必要。文明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如果我们都有，那就不会发生民工讨要工钱、矿难等等问题了。第二，扩版后的《星星》，生活气息明朗，对我们更加接近了。第三，“非常现实”上的诗不错，从内在挖掘，不是外面现象和口号，我印象很深刻，比如《春运》《让煤说话》等诗歌，都很好。但是，提现实也要委婉和诗意一些，不要失去诗味。第四，刊物要活，就要有争论，而且应该是近期的、学术性的，不能是讨伐性的，刊物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偏锋。第五，当前诗歌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不可能了，今天诗歌的地位很尴尬，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第六，容量增加了，诗歌可以发得更精、更少一些。编排要美，希望字号要大些。
阿来：《星星》提出这个的一个话题，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回归的感觉。文坛也有一些东西给人造成了回归的感觉，比如故事性。如今《星星》重提关注现实大家会赞同，但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警惕，在理论上要表述得清楚些，否则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诗歌经过怎么多年的探索都是失败的，于是重新回归到老路上了。这就否定了探索、创新这些努力。其次，这是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关于诗人、诗歌与社会现实的讨论很多，沉淀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可以在此发现一些于我们更有用的。诗人所面对的现实，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都大相径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编辑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在内部也应该要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清楚一些。这是这么多年的努力后的再认识。
何开四（作家、《当代文坛》原主编）：《星星》重提社会责任感，比较及时。对任何问题，我们看它总有一个动态的观点，但如果整个诗坛都这样，那就单调了，且与传统诗歌拉开了距离。文学是一面镜子，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佛家上所说的甲镜摄乙镜，乙镜复摄甲镜的关系。社会是对象化、人化的社会，因此关注现实，就是强调独特性、差异性。非常现实的内容应该丰富，更富色彩，尤其是讽刺。现在诗歌缺乏趣味，诗歌就需要幽默、有趣，有好的内容，就要有好的形式与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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