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当年“灵肉之争”重要作品：汉上刘歌《羊年第三张大字报：《欲望书写的误区》》。
上半身与下半身之争——亦即灵肉之争，乃人生根本问题之争，自古有之。若论好恶，在灵肉之争中我肯定站在灵的一边，若要在灵肉对峙的关态中投票，我会毫不犹豫地为灵投下庄严的一票。在我看来，比起只能依本能行事的肉，灵在占有真理的多少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没有肉，灵就成了空中楼阁，无处附着；可是没有灵的肉，即使再强壮，也只能是行尸走肉，不会有任何生气和光彩。套用托尔斯泰巨著《安娜.卡列妮娜》那个著名的开头，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表述：“肉的故事是相似的，灵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同。”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欲望书写则恰恰相反，对他们而言，文学不过是欲望的传声筒，是一种题材单一、没有更多操守的东西，意味着用大量没有生气的文本，言说着一些令人生厌的雷同故事。
通过自 引起围观总是最容易的，不需要任何创造就能做到。把灵魂言说变为欲望言说，并不意味着走过了多少至关重要的路程，只不过是一种触目惊心的倒退，因为在自古以来的文学中欲望书写曾经一再露头，而且有过不少极端的先例。在高尔基时代的俄罗斯，曾有人专门写文章歌颂性交，其肉麻的文字，足令今天诗歌中的所有下半身诗歌文本望尘莫及，其结果当然遭到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当然抵制，最终也没有见弄出什么气候。新时期以降，一些小说作者出于商业考量，率先将这些货色接过来写进小说以招徕观众，并堂而皇之发明出一个新名词，将其称之为身体写作，不时闹出一点新的动静。其上乘者是将性作为佐料添加到严肃的文学创造中去，成功者有贾氏的《废都》；像那个《像卫慧一样疯狂》、以及此后的《魂断激流岛》之类，则等而下之，直接写性交，其前卫的姿态，不过是将隐私论斤拍卖。在这些以大胆著称的作家手里，小说不再只是小说，而是变成了颓废生活的低级展览和个人隐私的拍卖现场。这些欲望书写的先例在图书市场上或成功或失败情况固然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可是在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写作中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即他们无疑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启发了下半身诗人，以致一批自以为勇敢的青年诗人开始将这些东西移植到诗中。这些试验的大胆不言而喻，自古以来的诗人似乎没有过这样的“坦白”，居然敢于无耻到将性经验、性心理全盘端到诗中。题材的敏感，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围观的效果；抢先一步的快速行动和网上网下大规模的哄抬造势，又使这些诗作文本被认为带上了某种先锋文学的意味。一些刚起步的诗歌新手则闻风而动，以为诗歌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急于在下半身这里进行第一轮抢注，从各个地方轰然而至，挤满了下半身诗歌登坛作法的诗歌现场。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围观和哄抬之后不过尔尔。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设问，欲望书写不只陈旧，似乎从来没有弄出过什么好的东西，——《金瓶梅》不如《红楼梦》；三级片虽然极其真实，从来也没有登上过奥斯卡领奖台，神经正常的人们看电影还是选择那些严肃的东西。欲望书写的结果其实是早就注定了的：围观的人群再多，最终将因为感到乏味而轰然走散，随之而来的则是下半身作为一个诗歌写作集团的逐渐解体，归于淡忘。
文学、诗歌，不是一种能够被创造的东西，文学是在创世之初或创世之前就存在的，大抵与这个世界上可见的河流山川、星体天河一样古老。它只能被发现和模仿，却不能被复制、也不能被创造；它的表现可能在不断翻新、变化，有待于一代一代的诗人作家去认识和发现，可是作为世界固有性质的一部分，它们一直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呆着，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似乎也没有要随意增加或减少的迹象。在根本的意义上，文学是上帝上空半圆的辉光，上帝在则文学在，上帝缺位则文学从此不成其为文学，变得什么也不是。文学是恒定的东西，与永恒在一起，准备占有比一般所谓人类的时代更长的时间段落。只有彻头彻尾的伪文学，因为是伪的，才是可以不断跟着社会潮流变动的；只有伪的文学，才去迎合受众，顺着受众的趣味走。欲望书写者一再辨护说，现在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对物质幸福的追求正在代替过去对人性的压抑，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欲望写作恰好在这一点上顺应了这个时代的潮流。这话听起来好象有理，可细一想，原本和那个强调文学成为时代精神传声筒的说法没有什么两样。在他们看来文学正如进化，是线性进步的，指向被理想化和总是被无限夸大的未来；在他们看来新的就一定是先进的，新的永远比旧的好，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鼓舞人心，容易被人相信，因为在我们这里的文场上，永远充斥着对新不加思考和怀疑、一味叫好的庸众。这些辨护士其实没有分清什么是文学，以为顺应了时代，就一定是好的；他们简单地理解文学，以为文学就是跟着社会的潮头跑；相比之下，等而上之的文学则是得风气之先，当社会的列车不跑的时候，就硬牵着社会的列车跑。在他们看来，文学是动力，是火车头，而社会就像是蹲在前面黑暗里苦苦思考的怪兽，一直在等待着被一个叫作文学的东西表达和拉动。这里暴露出我们这里的文坛上对于文学一贯通行的巨大误解。在我看来文学可以变，但文学从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坚守，与新或者旧无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候文学的呼唤和要求看起来恰好与一个时期社会的进步相吻合，但文学并不以是否与时代保持一致为最高价值指归。文学是人类良知集中善的东西和一切真的东西，按美的法则打造而成的精神的锚，沉在最深的水域。它是恒定的东西，可能一百年一千年仍然在那里。正因为它的不移动，才为人类生活的航船提供了永恒的参照，成为人类得以成功地进出生活之海的指路航标。文学的使命不在于充当作为社会动力的火车头，而在于从本原的意义上规定着铁道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的文学，在黑暗的专制的年代里，它可能表现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要求；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则极可能又是向后的，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嘲弄和不合作。文学正是这样工作，以它特殊的力量校正着这个社会的准绳，引导人性从时代的迷途上成功归来。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的正宗的文学一定是从容的，有足够定力的，总是以不变应对万变的，无论经过了多少朝代更迭而不改初衷的。
我在这里的论述并没有贬低欲望的意思。欲望作为世界的原动力当然无罪，也是世界本质的一部分，可是说到底，欲望一般而言总是盲目的和糊涂的。在叔本华的哲学中，欲望被称为意志，被描述为世界（表相）的本质。叔氏的哲学之所以被扬弃，乃因他从这种作为本质的存在中，排除了人性中神性的一面，因此他所谓本质并不是本质，至少是不完整的本质。欲望只是一种原始的力，无所谓好坏善恶，欲望本身仅仅是要求不择地而出，是要求分裂和泛滥。可怕就可怕在它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既不能知道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现状，也不知道自己深陷痛苦之中的根源。可要想知道这些东西，在黑暗之中找出一条出离困境的道路，还得指望灵魂，说到底还得请灵魂出来说话。——想想看，丑陋的欲望能说出些什么，即使是让它沐猴而冠登上世界讲坛，大约也不会讲出几句深刻的道理，大不了说出一些人人都知道的要求，而且大体雷同，——无非见了钱，会说我要；见了美女，会说我操，仅此而已。这些粗鲁的要求一点也不精细，没有安静的品质，甚至极为粗糙，还没有上升到最初的经验的层面；初听起来也许还觉得新鲜，让一些人觉着爽，够味，听久了大抵会生腻，以至纷纷走散，——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欲望书写大抵不会比这个下场更好。在去年的一篇短文中我曾经就诗歌中的下半身写作说过这样的话：“我宁可这样理解特定时期出现的下半身写作，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聪明、狡猾的策划，是一批极聪明的新生代诗歌写作者对诗坛的一次强行进入。他们找到了一个切入的角度，拣到了一块自认为好的敲开诗歌大门的砖头。下半身这个口号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在当今也有很好的卖点，仅此而已。我不相信沈好波、朵渔、巫昂、尹丽川等年轻而又天分不低的诗人会下半身一辈子，会下半身到底。这只是他们成名的手段。我只是对跟随他们一涌而上的继起者，不断在网上弄出一些很脏的文本感到可怜和婉惜。这些人只是下半身的炮灰，沈浩波们利用完了这块砖头转身走人，很快就可能不知去向，这些人却还留在原地自得其乐，没有任何希望地跟着瞎起哄。”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我甚至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看到了它应验的某种迹象。相对于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写作，下半身写作似乎是一种反叛和解放，但是下半身诗人的致命伤或者先天不足也在这里：他们因这种解放成立，也因这种解放而没落，乃因为这解放从一开始就是对肉体要求的全面迎合，而没有对肉体低俗的一面保持警惕。下半身写作乃彻头彻尾的欲望写作，乃欲望在诗歌中不受限制的释放，追求的是快感，说穿了不过是以诗歌纵欲。既然向上的路意味着一种困难，下半身诗人就选择一条向下的路、亦即一条最容易的路。在下半身这里，欲望无所不在，将人性全盘据有；他们将兽性扶上王位，还让我们相信，这就是文学的真神。革命的一面早已在自渎中而耗散殆尽；下半身从来不想对这个时代负责，或者有一点忠告，唯一要做的是急急忙忙寻找快感。它不想站在比这个时代稍高一点的位置，而是顺着它，跟着它滑落而滑落，在这样一次滑落中（与整个社会道德的滑落同步），肯定是下半身诗人最先落地，一直跌到了时代的谷底。下半身诗人取法于欲望，只能低于欲望，永远处在欲望的俯视之下；他们因为好奇和好大喜功，从宝瓶之中放出了欲望的魔鬼，但是不能把它降服，而是任它的青烟在文学的海边长大，以至完全失控。下半身诗歌将诗人说，变成了欲望说；将神说，降格成了欲望说；他们用减法将世界减化，成为欲望的传声筒，最可笑的是还自以为作了这个特定时代的英雄和旗帜。其实所谓下半身诗歌，即使是其中一些被认为优秀的文本（如沈浩波的《一把好乳》、尹丽川的《再舒服一点》，甚至包括此前杨黎的《打炮》等），也不过是对某些小说文本或电影中的三级片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抄袭，其实质是人类精神对于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的全面缴械和投降。这些小说、电影和诗歌虽然在很短的时间里成弄出了一点名声，却不能引起我们的尊敬，原因也许有很多，可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即无论男女，私处就那么有限的一点，玩过了这些，欲望写作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好戏可唱。
诗、艺术所以最容易变得淫荡和柔媚，乃因美、艺术原本产生于享乐，有一种向淫乐一面靠拢的倾向，有时候几乎可以说美的本质即在于享乐。美、艺术之美是一种性质，总是织进富贵的光晕，成为富贵的一部分。在古代美作为一种奢侈品，只能供贵族专有，是贵族之为贵族的特权之一。美虽然产生于劳动、庆典、礼神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活动，是底层人民的创造物，可是一旦产生出来，就想离开底层，向天空蒸发和逃逸。它就像是一些出身贫寒的人子，虽然气度不凡，可是出身的低贱总是逼人无限悲凉，因此一门心思要离开，将悲惨的身世掩盖起来，像模像样地作成一个富家子，过花天酒地的日子。它不愿意再呆在自己得以产生的地方，也不准备再言说什么痛苦，想说些具有快感的事，并且在形式上一天天去掉粗糙的轮廓变得精致，最好能被资本看中，被收购成为摆设，被供奉在豪宅的案头。这样的待遇当然不错，可是美在这里也就失去了生气，被慢慢淘空，最终不再是美，——这是自古以来在艺术身上一再发生的残酷事实。美或者艺术如果想要有所作为，不甘于在脂粉堆里混没了人气和生气，必须得仰仗于诗人或艺术家理性和人格的力量。诗歌作为一种高贵的精神产物，只能生成于人类理性对欲望驾轻就熟的成功控制。欲望要想变得美丽，必得接受灵智之光的抚摸和打量，正常的、和谐的状态乃是灵与肉的大体平衡。历史上确曾有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黑暗时代，后来而又有比前者更甚十倍的文革十年浩劫，这是用灵来完全否定肉的极端先例，教训不可谓不深，不过这只是历史上在特殊时段特殊背景下出现的极端个例；而且这个灵是被人为扭曲的灵，说到底也不是自由的真灵。然则事实上在历史上更多的情况恰恰是肉的一面无限度膨胀，极大地挤占了灵的空间，使灵的一面在很长时间里处于被完全遮蔽的状态。欲创造真艺术的诗人需要用自己一份清醒和心智，为总是向深渊倾斜的欲望拴上可靠的缰绳。就像流水，若放纵开来只能造成灾难，有了山和岸的控制，会变成河流；遇有石头的阻挡，则翻出浪花；遇拐弯，则形成美丽的河湾，高雅如诗者也莫不如是。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