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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
(博讯2005年3月25日)
作者按：自去年十二月初以来，一道难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要么被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调到北大古代文献研究中心﹔要么自己“主动”辞职或被学校除名。这些都是违背我的意愿的。我不想离开北大，更不想做五十年后的沈从文第二！问题拖到今年（2005年）三月初，再也没时间可以逃避了。兔子急了咬人，狗急了跳墙，人急了陈情，如李密《陈情表》，诸葛亮《出师表》，我便给校领导写了这么一封信。不知不觉竟写了一万多字，成为名副其实的万言书。信的内容不只是谈我自己的工作问题，还涉及到其它许多方面的现象、问题和我的思索。拿出来奉献于社会，也许能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呢。
吴校长、龚老师、赵老师：你们好！
这封信有点长，请闲点儿的时候慢慢看。因“讨伐”及其后续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记得大约泪也流过三四次了，给你们的信也写过四、五封了。泪我不想再流了，信也写累了，我想你们也差不多该读烦了。未来的一切交给命运！我以后再也不准备给你们写信了，也许这就是最后一封信，那索性就写长点儿，唠远点儿。
昨天，2月28号，我在咱们学校图书馆借了三种书：第一种是医学方面的，有《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和《医学人类学》三本 ﹔第二种是马丁路德的传记和文集﹔第三种是西洋教育史方面的。我为什么借这三种类型的书呢？你们知道，我在写《对外传播学》。目前我的研究视野所及，已经达到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的领域。我发现这些学科的许多理论光芒可以拿来照亮人类文化的对外传播。这些学科都有几百年历史了，理论特别发达，思维特别细密，朮语的解释力和概> 括力都非常强﹔而传播学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对外传播学则还根本没有出生，因而传播学领域的许多现象没有被研究、被概括和被朮语化﹔传染病、流行病与人类文明的传播，特别是与对外传播，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有向外扩展的特点﹔所以前者对于后者，大有可借鉴之处。比如，在英文里，流行病学或传染病学中疾病的“传播”用的是transmission，而传播学上的“传播”用的是communication，实际上transmission更合乎汉语“传播”的含义。这一点龚老师多次谈过，也写过文章。所以我的《对外传播学》将来英译时，要采用transmission一词，前面再加一个表示对外或向外之类意义的英文或拉丁文前缀加以强调，共同构成对外传播学这门学科的名称，而不予采用communication一词加对外、向外之类前缀的模式。再如流行病学里“宿主”一词，可以借来指称一种很普遍的对外传播现象。近年情人节在全世界流行，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这些青年人就是西方> 情人节文化的文化宿主。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而言，也可以叫做文化宿主。这种现象、这样的群体，过去是没有专业朮语指称的。
你们可能要问：你是怎么想起往流行病学、传染病学这些学科领域寻找理论资源的？我是从对外宣传到一般对外传播，如三大宗教的对外传播，再到植物、动物、细菌、病毒的对外传播，一路搜寻到这里来的。我曾经对吴校长“吹牛”说，我要做对外传播学之父﹔你们觉得这样的学朮视野是不是的确有点“之父”的气派？──我特别想做这个 “之父”！我特别希望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完成我的《对外传播学》！你们知道，我正面临能不能在北大继续呆下去的危机，因而昨天在图书馆里借书时，这个愿望就格外的强烈。
那么为什么借阅马丁路德的传记和文集呢？我想从马丁路德的经历和文章里寻找度过目前危机的精神力量。我还真找到不少，比如路德说：“我点了一把火，但用是真理的语言。”我也点了一把火，不敢说“用的是真理的语言”，但我敢说我这把火远远没有路德那一把火大。既然路德没有被恐惧压垮，我想我就应该见贤思齐，坚持下去，何况是在路德五百年之后，何况他烧的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罗马教廷和教皇。路德说他于1517年10月 31日，贴在教堂门外反对罗马教廷赎罪券> 的《九十五条论纲》，“犹如天使当了信使一般”迅速在全国流传。这一点我比路德更自豪，因为现代互联网比天使的翅膀还要更快。路德说：“上帝的真理也主宰教皇﹔我既已认识上帝的意思，就不再去问别人。”读到这句话，我首先感到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是我服膺宪法代表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宪法就是现代不信神的人的上帝﹔因而我觉得，既然宪法赋予了公民大量的权利，当我在履行这些权利时，就不必再问别人是否同意、再看别人的脸色是否欢喜。
那么为什么又借看西洋教育史一类的著作呢？其实最近我已经看了起码有二十本关于西方大学演进的书。我发现，现在中国，对大学学朮自由的干扰，对教授和学生的“看管”，等等许多方面，比西方落后了从一千五百年到一百年不等。我们管理大学的许多提法和理念，堪与四世纪奥古斯丁或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教育理念的守旧、落后一比高低。我准备什么时候再点一把火，专烧中国大学的学朮和思想管控问题。现在看来，在学校继续研究对外传播学、向路德学习和火烧中国大学对学朮自由的管控，这三者发生了矛盾，势难并存。我想暂时牺牲对外传播学的研究，先向路德学习坚持。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先生对我的“曲意回护”和耐心“说教”，我相信，以你们的阅历，你们真的这是在为我谋，为我好，我不仅深深“领情”，实在是将终生铭感。但是让我去北京大学文献研究中心，则实难从命。这些日子一联想到五十年前沈从文先生的被迫弃文从学，而半个多世纪后我焦国标又要被迫做沈从文第二，我的内心就不能平静，就感到恼羞成怒。我不能接受这个命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沈从文的悲剧，它爱降临谁身上降临谁身上,反正我决不允许它降临到二十一世纪的焦国标身上。就一个人的终极成就而言，或者说就一个人最终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干货”或“生物量”而言，无论是沈氏的被迫转而研究服饰，还是我被迫转行搞文献研究，都未始不是一件好事，甚至肯定是一件好事﹔可是对于一个人的人格而言，它是绝大的坏事，它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在我看来，人格大于并先于苟且下的所谓成就！如果我接受了文献研究这个差使，不仅是我个人人格上一辈子的窝心事，不仅是北大之耻、时代之耻，也是三位先生之耻。如此以来，三位先生对我的关爱之心的确是实现了，可是我敬爱你们的心却再也实现不了，因为这将陷三位于不义，使得你们在北大> 历史上和在中国历史上都会留下骂名。这种情形让我联想起《红岩》里的江姐，解放军攻打重庆城的炮声已经隆隆可闻，可她却在这个当儿被处死，实在太可惜了﹔ 中国的新闻自由已经露出“东方的鱼肚白”，北京大学却把她的争取新闻自由的教授开除了，你说你们怎么对我们的时代交代？怎么对我们北大的历史交代？
身为神学博士和神学教授的马丁路德先生，其实比我更“狠”，比我更有失体统和身份。比如他说，“教皇，只有教皇才是真正的罪人”，“现行制度中的教会是反基督的”，“真正的反基督分子就坐在上帝的神庙里，罗马教廷就是撒旦的教堂”。还有比这更狠，更“恶毒”的话，这里就不征引了。可是尽管如此，教皇和教会还多次给路德在各种高级宗教会议的论辩会上阐述自己思想的机会。其中1519年7月的那一次，论辩从四日早晨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一日。“论辩是德国式的，就是说，讲话必须把速度放慢，以使公证人能够全部记录下来。”可是反观我们的意识形态官员们，他们不仅不给我阐述我思想的机会，反而一再向学校施压，不让我上课，不让我指导研究生，出版社不许出我的书，媒体上不准发我的文章，不许做讲座，直至要把我调离新闻教学单位，甚至不惜以逼迫我> 辞职或予以除名相威胁，其风度远不及五百年前的罗马教廷。这种一打二圈（圈猪的圈）的工作思路和模式，分明是驯化动物的路子，而不是驯化教授或知识分子的路子。不仅如此，国家安全部门也上手了，?，好家伙，电话骚扰、派出所查问、电子邮件干扰等等，简直是天罗地网，把人当贼防。说实话，我还真是没有瞧上您哪一样东西值得我去偷！我内心真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什么叫“不义”？未经民选的任何官位都是不义的，因而也都是“于我如浮云”的。吃死耗子的猫头鹰永远不可能理解非醴泉不饮、非梧桐不栖的凤凰的高洁！去年十一月我在美国时，多次对那里的媒体说：“如果胡锦涛主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铁打江山”托付给我，你猜我会怎么做？我先下跪磕头，然后站起来说：‘谢谢！不！’为什么下跪磕头？那是答谢知遇之恩﹔为什么说不？因为那样做不对。”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动作。最后没有一家媒体报道我这句话，也许他们认为前一半的动作太中国了吧。近年谈及两岸统一，大陆一方常说的一句话是海峡两岸要共同努力，分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光荣。在我看来，托付江山社稷的做法是我们伟大祖国最不体面、最有伤尊严的事体。
2004年，我本来最起码要出四本书：一本是言论文集《回望农民》，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已经签了出版协议﹔一本是传教士汤若望的小传记，有五六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出，也是已签了协议 ﹔一本还是文集，北京出版社要出，是“北京杂文丛书”中的一本﹔第四本是我的母校河南大学的出版社要出。因“讨伐”事件发生，结果是一本也没有出来。现在好了，《回望农民》在香港出版了，另外两本文集也将于近日（三月里）在香港出版，一本被翻译成日文的文集已于去年八月出版，韩文的文集正在组织翻译，英文的正在翻译中，一位德国汉学家正帮我寻找出版社，准备在德国翻译出版我的文章。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位朋友说，“讨伐”一文去年八月已经翻译成至少22种文字，英文有多个文本。以言论文体论，即便是清末的梁任公和民国的鲁迅先生，其作品也没有享受到过这样的待遇。最起码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历史上，言论作品被如此迅速译为外文的，只此一家，别无二人。这都是我们僵硬、愚昧、胆怯的意识形态官员们的“恩赐”！
2004年 11月，我在纽约旁听了一次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大会。说实在的，讲得比较一般。当时我就想，如果当初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电视辩论会，法轮功问题决不会是这种政府和法轮功双输的可悲结局。以我看，李 洪志先生怎么也辩不过何祚庥院士或司马南先生。可是不行啊，电视台是党的喉舌，那是一种资源，说话则是一种权利，非党的人怎么可以享受这个资源、分享这个权利呢，更不用说其它比普通非党人士更“可憎”的人了。于是结果怎么样？法轮功麻烦大了吧？你们意欲封杀的人腿更长了吧？你们对新闻媒体的把持，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所谓占领舆论阵地的理解，都太贪心了，太僵化了，太落后了，太小气了，太胆怯了，太笨了，心胸太封闭了。我不说他们太骄横了，因为他们确实很阴暗而虚弱，不配骄横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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