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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青田人都记得章乃器！（附：《章乃器七十自述》）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录自“章乃器纪念馆”。
浙江青田华侨遍布世界，无论老少，都知道故乡名人：当今的陈慕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外贸部长）和明朝的刘伯温，却绝少人知道章乃器。
我在刘伯温的诞生地教过书，当时刘伯温的祠堂是生产大队的碾米房。我问新分配来的杭州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章乃器何许人也，他莫名其妙。
我在海外，几乎每天接触青田人。凡有机会、时间，我就会问他们知道不知道青田的章乃器，其中有老人、中青年、孩子、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教师、侨领……至今十年余，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知道章乃器。我想跟他们聊聊章乃器，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认真听。
历史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割断、被改变，我当然感到很悲哀、很无奈。
今天我收到大陆一位朋友辗转发来的章乃器《七十自述》一文。友人附了这么一段文字：“这是一份写于文革初期的历史文献，主要讲的竟是气功。以气功修炼对付文革中的酷刑折磨，也算是超脱、大度的极致了。不过章先生的自述看不出一点自嘲或嘲人的意思，也许唯其如此，才能保留下来，让后人知道那个年代是多么的残忍。让人感叹的是，这么了不起的人，在中国都被压制、被掐灭了。我查了一下资料，章先生是1977年去世，享年80。近70的高龄还要受酷刑摧残，足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路真是需要好好总结，中国人的民族性真是需要好好反思好好重建的。”
我拜读《七十自述》之后，就到网上去查“章乃器”，竟意外地发现有“章乃器纪念馆” （http://cn.netor.com/m/box200008/m2780.asp?BoardID=2780。）
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
章乃器是历史，是青田这小小的县城应该大大地书写的一段历史。一个遗忘故乡先贤的群体是没有出息的，一个篡改历史的民族是会被历史惩罚的。
因此，我把章乃器的《七十自述》和“章乃器纪念馆”推荐给大家尤其是浙江青田人，请青田人在劳作赚钱之余，了解你们的老乡——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章乃器，记得曾为你们现在的自由、幸福生活呐喊、努力并付出了生命代价的祖辈章乃器！
04、1、30
七 十 自 述
章乃器
转眼就满七十岁了。这是变化万千的七十年，是绚丽多采的七十年，也是苦难深重的七十年。以我来说，就记忆所及，面临死亡，何止数十百次。死生大事，面临死亡，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如何能出死入生?这中间，有的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有的是渺不足道的，但也有的是甚足记述的。写下来，小则足以惕励自己，大之还可以儆戒后人。
我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复失调的人。九岁以前，只能吃糜粥，十岁以后，才会吃干饭，十一岁害了一场大病，卧床达半年。乡下庸医，时而说是内伤发作，时而说是伤寒。究竟是什么病?永远成为疑案。十四岁，有一次在餐桌上晕过去了。叶叔圭老伯在座，诊脉说是虚症。十五岁值辛亥革命，承大哥函召，去南京当了一年兵。虽然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退伍后四顾茫然，但体格却得到了锻炼，为以后五年问在浙江甲种商业学校刻苦用功打下基础。可是，用功读书而不从事运动劳动，又使身体逐渐坏下去了；特别是一年两次的考试，危害健康更大，我亲眼看见有一位很用功的同学，就是因为考试积劳成疾而死的。所以，我虽然是稳拿第一的考试能手，却一贯反对考试。
一九一八年二十一岁，我在“甲商”毕业了；由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当了浙江银行的练习生，起初在杭州，后又调到上海。孤僻的个性和傲慢的态度，使得我和职业生活格格不入，苦闷牢骚又使得我沾上了饮酒赋诗的名士气。这就招致了胃溃疡重症，不久还并发了肺结核。在当时，这两种疾病都是没有特效药的，尤其是后者，得了它等于宣判死刑延期执行。在中西医诊治都不见效的情况下，我向书本找办法，终于读到了《因是子静坐法》。我依法练习静坐，同时改革吃饭习惯——细嚼缓咽，少吃多餐，饭前后休息等。不到半年，我竟战胜了两种死症，恢复健康。这时我已经离开上海，在北京通州农工银行工作。 失业使我离开北方，重新回到上海的浙江银行。健康的恢复使得我除了努力工作之外，还刻苦自修业务上需要的知识。对自己过高的要求又伤害了我的健康。一九二七年三十岁，我害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有一天，竟在办公室内昏厥了！
这时候的居住条件差，我不能很好地静坐(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当时气功修养的水平低)，于是，我就改练内功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在短短的三个月中，我又自疗好这一场重病。回想在病势严重的时候，悲观达到了极度，觉得自己很难活到四十岁。真想不到我竟能活到今天的七十岁！ 练习了内功拳，使我体会到，内功拳和静坐的姿式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松”字‘能放就能松，所以，道佛二家都主张一切放下。我联系到科学，认为这是对重力(地心引力)的适应问题。于是，我写了一本《内功拳的科学的基础》(后改为《科学的内功拳》)，自信是做了一点破除迷信，揭发真理的工作的。 在那时，静坐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练静坐叫作“修道”，先得求名师，而老师是不公开的，必须虔诚地去寻访，而且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得了老师，须虔诚参拜，还要对神发誓：非得其人不传，夫妇、兄弟、父子之间都不能相授受，否则要道五雷劈身之损。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们自然不能不向迷信开火。蒋维乔先生便是有志于用科学说明静坐，同时破除迷信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著的《因是子静坐法》曾经是通行一时的。他是受到日本的一些学者的影响的。
内功拳也有一些迷信色彩，但不如静坐之甚；论述内功拳的书当时很少，更淡不到什么科学的阐明。我当时看到的，只有一本孙禄堂著的，书名记不起了。
蒋维乔先生对静坐是用了苦功的；静坐对他也起了很大的功效。他在练习静坐以前身体是极度衰弱的，练习以后健康情况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健存到解放以后，八十多岁才去世。他的《因是子静坐法》虽然对我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这批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是习惯于离经背道，批判前辈先生的。我在《科学的内功拳》中就批评了他——认为他所说的脊梁骨可以营呼吸的理论是反科学的。其实，他的理论可以批评的地方还远不止此。破除迷信的人传布新的迷信，是往往而然的。
我用人同重力(地心引力)的关系来说明静坐和内功拳的基本姿式，直到现在仍然是一种创见，因此，《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曾得到广泛的好评，对我更起到了破除自卑感、奠定自信力的巨大作用。在旧时代，一个中学毕业当过练习生的人，是不能不有浓厚的自卑感的。健康的自力获得；尤其是学业的初步成就，很有效地消除了自卑感。静坐和内功拳两种功夫的融会贯通，不但在思想认识上大进一步，在练习上也易于因地制宜，坚持不懈。所有这一切都对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以后对于政治——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参与，由写文章呐喊到直接行动，从同情革命到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都是由此而来的。
健康的体格加上政治的责任感，产生了超出于想象的充沛的精力。当时正在“四·一二”事变过去不久，各地白色恐饰仍在残酷进行。我激于义愤，独力创办《新评论》半月刊，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主要地由我一人负担；每期几万字的稿子，大部分是我自己写的。而白天，还要照常在银行里做八、九小时的工作。尽管刊物水平不高，立论是那么天真而幼稚，但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一般的好评的。刊物支持了将近一年，直到被禁止发行。
一九三三年开始参加了救国会运动的发起，直到一九三六年被捕，这几年间的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据闻生活书店曾编印《救亡文献》一厚册，惜我未见到)。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到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 这就招来了国民党的迫害。一九三六年五、六月，市长吴铁城以邀请吃饭为名，把我们扣留起来，并指使秘书长李大超故示惊惶，以哭泣对我们进行威胁。吴竟然指责我们想当民族英雄，我们觉得可笑：敌人已经强占了近半个祖国，他还不许人民做民族英雄，这真可说是典型的卖国贼腔调！由于我们义正辞严不为所屈，他终于只好释放我们。但接着，他又通过银行，对我进行迫害。
有一天，浙江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找我谈话，陈朵如老师也在场。他说，吴铁城给他警告，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他又说，他已经为我慎重考虑，我最好是去英国留学，银行可以供给我在英国的费用，这里的薪水照旧发给我安家，我如能在英国学习三五年，回国后不但银行需要，国家也很需要。他要我回去好好地和救国会朋友们商量，取得他们的谅解。我听了，不假思索，就回答他：我愿意辞职以免银行受累，我没有必要和别人商量；救国会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业，我不能离开它。这样，我就不仅放弃了这个一般人视为极难得的“镀金”机会，而且亲手砸碎了这个经营了二十年的“金饭碗”。许多人知道了这件事，都驾我是大傻瓜，但也有不少人是同情赞许的——柳亚子先生便是极度同情的。他赠我的诗热情洋溢，主要的原因就在此。诗附后。
国民党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他们认为只要我出国，救国会便可以瓦解。谁知“妙计”竟落了空。而我在离开银行以后，无所牵挂，活动反而更加积极。这使得他们十分恼火。更严重的是，他们同中共的斗争着着碰壁，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狗急跳墙，便于十一月间对我们进行逮捕。这一事件的经过，已详见邹韬奋兄所写的《经历》和沙千里兄所写的《七人之狱》。我这里只想补充一点：
我们入狱不久就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通电，重点提出了释放我等的要求。于是陈果夫就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中提出枪毙我们的主张。冯玉祥将军很机智地用几句话挽回了这个危局。他说：“我们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有蒋委员长。这时千万不能动杀机！动了杀机我们的危险太大。”于是陈果夫就只好沉默下去了。陈果夫是当时江苏的省主席，苏州正在他的统治下，看守所内忽然增加了宪兵，给予我们以警告。但我们早已计议到可能的杀身之锅，我们准备高呼爱国口号，从容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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