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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当代名人
梁漱溟先生身历三朝：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细分起来就更多了。
梁公年未弱冠即投身革命，参加同盟会，谋刺袁世凯，推翻清王朝；民国任记者，採访袁氏总统大典，就聘北京大学教职；蒙蔡元培赏识，承梁启超下交，受辜鸿铭赞叹，得马一浮青睐，与晏阳初同志；李大钊、孙炳文乃至友，胡适之、陈独秀系同僚，周树人、熊十力是旧识；顾颉刚、朱谦之、朱自清出其门下，冯友兰、谭平山、王昆仑是其学生；状告康有为借窃古书，面责毛泽东有无雅量，建议东北王改进乡村建设，视察邓小平行事合法与否。“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佛门狮子吼，千古绝唱；“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孔学济世心，毕生精神；“祇相信自己理性”，揭示两千年中国文化要义；更注重本人修养，实践九十载华夏道德精粹。
梁公阅尽风云，历经沧桑，经邦济世，忧国忧民，参禅讲学，实践乡建，特立独行，正身慎独，老而弥坚，精彩纷呈，寿终正寝，光耀后世。
笔者后学小子，虽未有幸，亦自知远不够资格备列梁公门墙，为入室弟子，然忝为梁公忘年之交，多次耳提面命，亲聆诲导，书信往还，受教无穷。自梁公西逝后，屡见回忆、介绍梁公文章，多有精到卓见处，鲜有全面、系统提及梁公生平议论交往者。而此类人物事例，正可从一斑窥梁公不同凡响、超见卓识之全豹。遂不辞浅陋，勉作此文，扼要、简略介绍、陈述，以为研究、发扬梁公学术思想、民主精神、博大情怀之参考小助也。
拟分政界、学人、其他三类。挂一漏万，偏全难兼，抛砖在先，期在引玉。
政界：袁世凯、蒋介石、李大钊、孙炳文、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马歇尔、邓小平、王若飞、高岗、张国焘、陈绍禹（王明）、叶挺、张群、章伯钧、沈钧儒。
学人：蔡元培、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辜鸿铭、马一浮、陈独秀、胡适之、熊十力、章士钊、陈寅恪、冯友兰。
其他：彭翼仲、卢作孚、黄远生、蒋百里、林宰平、张君劢、张申府、朱谦之、陶行知、晏阳初、唐君毅、黄炎培、任继愈、杜心五、杜月笙。
袁世凯——袁世凯蔑视大总统就职大典。
梁漱溟19岁在顺天中学堂毕业前后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剪了辫子。京津同盟会领导人是汪精卫、李石曾诸人。辛亥革命爆发，京津同盟会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决定刺杀袁世凯、良弼、载泽三人。“除刺杀载泽五大臣的工作由吴樾执行，我不知其详外”，刺杀袁世凯和良弼的行动，梁漱溟知之甚详，着文质疑袁世凯女儿袁叔祯回忆有误。由此推知，梁漱溟虽未直接行刺袁世凯和良弼，但应该是参与了准备工作的。
1912年，梁漱溟以《民国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大典。“我和袁世凯觌面相逢，交臂而过。我着实把他打量了一番，把这个一世奸雄瞧得清清楚楚。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矮个儿，身量和我差不多。他穿着一套军服，都糟旧了，光着头，恍惚记得帽子是拿在手里。他留着短鬚，有几根花白了，鬍鬚周围以及两颊都没有刮乾净。”梁漱溟看到政府各部总长均着西式大礼服，衣冠楚楚，而陆军总长段祺瑞亦着军装，军装整齐，显然郑重其事。由此，梁漱溟断定袁世凯蔑视这一重大典礼，没有郑重诚敬之心，不把大总统一职放在眼里。果然不久，袁就公然叛国称帝。
蒋介石——蒋介石比毛泽东差远了。
我问过梁公你同蒋介石说过话吗，梁公答曰：熟人了，怎么不说话！我又问蒋介石同毛泽东对比如何，梁公答曰：“差远了！”
1932年南京市长石瑛借梁漱溟因事来南京之便安排梁去见蒋介石。石瑛是梁在北大时的同事。这是梁、蒋第一次见面。此前，一九三零年，蒋介石通过齐鲁大学的校长朱经农传话给梁漱溟，要梁来武汉见面，梁漱溟没有去。梁、蒋第一次见面，梁留下了蒋“很虚伪”的印象，因为“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瞭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的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
在重庆，梁漱溟去香港办《光明报》前，蒋介石同梁见面称其为“漱溟兄”，梁去香港办报回重庆后，蒋就改称“梁先生”了，因为民盟和《光明报》倾向性很明确，是抨击国民党的。
李大钊——“李守常是我至熟至熟之友。”
梁漱溟和李大钊相识早於北大同事时。据梁公长子梁培宽先生说：“先父与李大钊是如何相识的，先父已不记忆。祇能说有这样一个可能：先父在中学时的好友郭氏与李大钊为同乡，同为河北乐亭人。他即由郭之介绍与李相识。”
1912年，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任职，梁漱溟在《民国报》跑外勤记者，两人已有来往。李大钊请从上海来的陈独秀吃饭，梁漱溟是陪客之一。这也是梁漱溟同陈独秀第一次相遇而相识。此后三人都被蔡元培延聘入北大任教。
梁漱溟结婚，会事先知会李大钊；李大钊被捕，梁漱溟奔走呼救；李大钊遇难，梁漱溟第一个去李家帮孤儿寡母办后事。
“李守常（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几乎不见梁公如此叠词造句，可见李大钊同他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文化革命前，中共党史早期图文资料中有一张相片，是四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在北京一公园的假山上照的，文字说明其中一人为李大钊，其余三人则付阙如。其实，其余三人中有一人是梁漱溟，另两人是张申府、雷国能。八十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中，这张照片的四人大约都作了文字说明瞭.“当一九一九年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赴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太熟了，他忙他的事，我进门和离去均彼此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的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坐下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看，下次来交还。总之，彼此十分亲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
“一九二零年冬月我走访守常於其家，告诉他我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是过去二十年的事了，因而自述出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他出生之时亦死去，所以他竟没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顷见《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赵氏夫人，年长他好几岁（似是成婚时他自己十二岁而赵十九岁）……”
“我记得一九二七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祇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来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就闻知他与全家被捕消息，……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於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於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按：杨是张亲信的参谋长），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於衷。——据闻临到守常被引出行刑，其眷属乃释放出来，回到朝阳里旧居。……我赶去看望时，守常之子葆华默然植立，不哭不语，其母则哀哭在床上不起来。”
李大钊虽然同梁漱溟熟不拘礼，但他组织共产党的事却没有向梁透露过半点。我听过梁公在闲谈中说过此事，我也在梁公的某篇文章中看到写过此事，惜乎手头无此文，不能引述。
毛泽东——“晚年狂悖昏乱，其党内人士亦不为之讳。”（参阅拙文《梁漱溟与毛泽东》）
先师同我说过：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放任不羁，脱略形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会把手伸到裤裆里抓虱子。我后来将此向梁公印证，梁公微微一笑，没作否认。梁公极度赞赏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的天马行空、豁达大度、察纳雅言。梁公讲了四个字：轶群绝伦。他怕我不懂，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还把这四个字的出处说给我听：三国里关云长听说马超同张飞打架，也要去同马超打。诸葛亮写信劝他，说马超虽文武双全，也不过是黥布、彭越之辈，可与翼德幷驾齐驱，“未若髯之轶群绝伦也”。梁公说同毛泽东谈话后，也有此叹。
周恩来——“有善可称，无疵可指。”（参阅拙文《梁漱溟谈周恩来。》）
朱德——朱德曾想拜访梁漱溟。
1945年梁漱溟二访延安时，中共高层有10个人听梁漱溟高谈阔论，朱德是其中一人。当梁漱溟谈到政权、治权要分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党、政要分开）时，“当时座间毛朱二公颇用心听我发言，毛无表示，朱公当听到我末后的话时，忽曰：”此或三十年后的事吧！‘此外无人置一词。“就在这次访问中，朱德还向梁漱溟提起当年他留学德国后途经莫斯科回至北京，曾想访问梁而未果。朱德欲访梁是因为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入党介绍人孙炳文的建议。
孙炳文——梁漱溟的名字是孙炳文改的。
1912年，梁漱溟任《民国报》记者时，孙炳文是该报的总编辑。孙长梁九岁，梁称其为大哥。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写文章用笔名“寿民'或‘瘦民”。一次，孙炳文给梁题写扇面时把梁的名字改写成“漱溟”，梁觉得好，就一直沿用至今。孙炳文后来赴德、法留学，与周恩来、朱德交好。据先师说，孙炳文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则是张申府。先师与朱德同时留德。国民党1927年清党时，孙炳文在上海被捕杀害。孙炳文女儿孙维世，后被周恩来认作义女，文革中遭江青迫害，周恩来批准逮捕，惨死狱中。
王若飞——“庄严凝重好像一座山”。
1933年，王若飞舅父黄齐生曾到山东邹平访问梁漱溟，听他讲乡村建设理论40余日。临别时告诉梁要去绥远探监，看望是共产党员的外甥王某。时隔13年后，1946年梁漱溟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见到了王若飞。因为“彼此不同一组，晤面次数不多；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记得曾有一次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庄严凝重好像一座山，气敛神肃，不多说话。——此一印象深刻地留於我脑际。不久，惊人的讯息传来，回延安的飞机中途失事，若飞同黄老许多人均遇难，其中有我熟悉的叶挺和秦邦宪两位，……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为此开追悼会，我亦往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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