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风头正健的青年学人热衷于议论现代性的危机，鼓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一方面宣布人权、自由是“现代性所创造的”“虚幻的”“拯救意识”和“臣属的”“普遍性”话语，一方面又对同属于“现代性”话语的民主进行了“挪用”，大谈所谓“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例如崔之元在《读书》和《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多篇有关“经济民主”的文章，又如张颐武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宣称“一种新的文化民主……业已崛起”，但是对于政治民主的议论却甚为寂寞。这是一种值得人们深思的学术现象。

   “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们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是什么，它们是对“当下”的“认真分析”还是乌托邦建构，它们对生活中的人们以及鼓吹者本人又有什么现实意义，想必不止是学界中人才感兴趣的问题。

   从古至今，从中到西，民主都是政治领域的一个范畴。《辞海》对于民主的释义：“原意指人民的权力。民主用于国家形式，即成为一种国家制度。与‘专制’相对立。”再看《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民主词条：“古老的政治用词，意指民治的政府，源于古希腊语demos （民众的）统治。在现代用法中，它可以指人民政府或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及直接参与政府；甚至可以指（不太确切的）共和制或立宪制政府，也就是说法治政府。”《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民主的解释较为宽泛：“字面上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但现代使用这个词时，有以下几种不同含义：1.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2.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3.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如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力的政府形式（通常也是代议制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4.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或社会体制。即使政治制度从前三种的任何一种含义看不是民主的，最后这种民主可称为社会民主或经济民主。”从上下文不难看出，这一词条的作者在把民主的第四个义项与前三项并列时，是很勉强的，只不过是承认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实践，尽管在这种语言中民主的语义与其他人截然相反。

   至于“文化民主”，在现有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还找不到踪迹。

   政治领域也就是公共领域。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政治领域的决策，关系到众人的公共利益，即使你没有参与决策，也会受其影响；即使你不同意决定，也要服从，否则就会受到强制。因此，民主政治主张公共领域的事要由众人来管，主权属于人民，决策服从多数。而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在传统上都属于私人领域。

   古希腊思想家把家庭（household ，oikos ）和政治（politics，polis ）分得很清楚，黑格尔则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分为两截。民主是政治与国家范畴的概念。

   在家庭范围内，很少有事情是夫妻与子女通过举手表决来决定的。在市场范围内，价格是由所有的消费者与生产者，或者按边际学派的说法，是由最后一个进入市场者决定的，而不是根据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根据传统观念，政治与经济关系到国计民生，而文化生活则是私人的业余活动，闲暇消遣，不仅国家不应干预，即使在家庭内部也难求统一。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应当由占人口多数的非专业人士来评价，或者由他们来决定是否允许发表。在私人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自由。《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民主的第二种含义与第三种含义是有区别的。代议制民主将民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由民主或者立宪民主则把民主限定在不侵害自由的范围内。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民主，都是指自由民主或者立宪民主。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程度愈来愈大，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也不像从前那样清楚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即使是在把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奉为圭臬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和国会也通过法律形式推动V —芯片的安装，使得父母能够决定其子女应当观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但是，这些仅证明了奉行民主原则的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不断侵蚀，而不表明私人领域也应当同样遵循民主原则。

   也就是说，在上述事例中起作用的仍然是政治民主，而不是“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

   崔之元所说的“经济民主”，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在宏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宏观层次，崔之元的核心论点是，人们的宪法权利──尤其是产权──并非是从自由概念中逻辑地导出，而是由政治民主和法制的过程历史地界定的。

   在微观层次，崔之元的“经济民主”就是“后福特主义”原则，“即时或无库存生产”，以及他极力赞誉的“鞍钢宪法”。即使我们完全赞同他的观点，赞同用政治民主去限制和调整经济自由，赞同“后福特主义”，也没有必要给它们戴上一顶“经济民主”的高帽，因为毕竟在大部分经济领域奉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而不是民主原则。

   张颐武对于“文化民主”言之不详，他只是说：“后现代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实践上的依据，一种多元多向的文化，一种新的文化民主，一种无限的选择性业已崛起。”多元多向的文化，人们通常称之为文化自由，乍一看去，似乎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引出“文化民主”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人们在语言运用上的自由。尽管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言语行为太自由了就达不到与人交流的目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语言也是不断发展的，误用可以变成正统，创新可以变成常规。在这里，我们只是想要提醒人们注意，滥用或泛化一个概念，往往是消解它的一种策略。

   人们通常认为，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多元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构成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核心。也有人指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既是互补的，也存在着机制断裂。

   例如丹尼尔。贝尔就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说：“我认为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主要是技术—经济部门）、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相加而成，……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他强调的是不存在凌驾于三个领域之上的统一原则。如果我们同意以上的看法，就不应当以民主原则一统天下。那么，”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们与政治民主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这取决于在怎样的一种语境中来使用这些言词。

   崔之元在与别人合写的文章中，肯定“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应该齐头并进”；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则把“经济民主”放在第一位，主张“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为指导思想，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把谁放在前面，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首先，崔之元决定采纳“经济民主”这个提法，就像是给自己贴上了赞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第四种民主含义的标签，而且，他也确实表示过，只有当“社会主义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之后”，才谈得上真正的民主。如果不首先消除经济不平等，甚至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为名扩大经济不平等，政治民主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虚假的。对此，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有过许多论述。其次，崔之元反对“制度拜物教”，反对将具体的制度安排等同于抽象理念。因此，他一方面肯定以民主理念为指导思想，一方面又否定“政党政治”之类的民主制度，主张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

   根据常理，张颐武不应觉察不到文化多元、文化自由与“文化民主”之间内在的紧张，但他仍然要鼓吹“文化民主”，显然是有其深意所在。张颐武是以“后殖民”、“后现代”的探索者自居的，但是他似乎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也不愿意承认在“后殖民”与“后现代”之间同样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出于“后殖民”的立场，必须否定“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权力所创造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将话语权力夺回到中国人自己手中，向世界展示一种本土性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真正的知识。然而，出于“后现代”的立场，所谓“中国文化”，所谓“真正的知识”都属于“现代性的观念”，都在解构之列。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是不承认作为整体的文化的，他们只承认文化的某些碎片。为了挽救“后殖民”的合法性，必须对“后现代主义”打一些折扣，变全面解构为部分解构，这时候，“文化民主”就派上了用场。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共同组成的，二者内部又有不同的流派和倾向。为了让世界尊重中国文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在“众声喧哗”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合法代表，如果不将民主原则从政治领域“挪用”到文化领域，仅仅作为一家之言的“后殖民”话语在为“中国文化”辩护时就无法显得似乎底气十足。

   中国现在还没有公民表决，但已经有了民意测验。据媒体披露的某些民意测验结果：中国的多数民众对于政治民主不感兴趣，对于西方的人权外交甚表不满。且不论其抽样是否科学，结论是否可靠，但张颐武显然认为，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化”的合法代表。外国人如果表示怀疑，其言论就必然是在“冷战后”的全球化体系中“表现中国的‘它性’的特殊商品”，“对中国市场进行调控及对于贸易进行控制的筹码”。中国的文化精英如果像八十年代那样继续追求“‘走向世界’的宏大目标”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话语”，坚持对民众进行“启蒙”和“引导”，企图保持知识分子的超越地位，“重返在90年代业已失落的话语中心的位置”，那就“恰恰显示了”“与西方的文化霸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同构与共生关系”，“具有异常强烈的‘臣属’的特征”，“表现出最为充分的‘后殖民性’”。上述借助“文化民主”对于“当下”“中国文化”的“后殖民”解释是很吓人的，你要追求“现代性话语”，就是在西方文化霸权面前俯首称臣；你不想落里通外国的嫌疑，就得让自己的思想服从大腕们所揭示和解释的“文化民主”，让他们操纵你的喜怒哀乐。它在学理上也是说不通的，如果用之分析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就会理直气壮地认为，阿Q 比鲁迅更有资格充当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