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球体系论：“制度创新”的憧憬者 /何家栋文集

广义的“全球体系论”（既包括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包括“依附论”“后殖民主义”等其他“新左派”理论的中国版本）是指那些具有全球视角的宏观性理论，它们均认为只有在全球体系的框架内才能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全球体系论”包含强调“反中心”与强调“反体制”的两个分支。前者在反一体化、反全球化方面与“中国特殊论”结成暧昧的统一阵线；后者则憧憬“后一体化”“后全球化”，即用一种理想的全球体系来取代现实的全球化进程。

“反中心”论者强调全球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中心—外围（或边缘）”结构的不合理性，并把矛头指向“中心”即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繁荣发展是对“外围（或边缘）”国家剥削压迫的结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与它们交流越多，受剥削越重，因此必须采用“隔断模式”。他们把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以及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视为文化殖民地化的产物，称“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如果根据他们的主张，“从根本上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就必须彻底否定改革开放的20年，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统统清除出神州大地。

“反体制”论者与“反中心”论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认为现行世界体制的中心与外围能够真正隔断开来，也不认为单纯反中心的努力能够奏效；在他们看来，外围资本主义与中心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不值得站在前者的立场上来批判后者，真正的社会批判是对现代性与现代化体制的批判，即对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由于自由主义是现行全球体制的主要思想支撑，批判自由主义便成为他们责无旁贷的使命。他们中的一位佼佼者声称：在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性衰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的废墟，在这个废墟之上，是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进入21世纪，取代启蒙思想的将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

汪丁丁曾向“反体制”论者提问：其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准备建构什么样的“后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二，假定“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时，“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能否取代“对中国问题的诊断”？王思睿则指出：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或者“全球市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重新思考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不能不加讨论地作为一个分析的前提来采纳。中国的托派在30年代便提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他们认为：“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不外就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因此，中国“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托派由于其论断远离中国现实，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解决“耕者有其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要求，而始终受到冷落。时隔70年，“全球体系论”用新的话语重复托派的旧观点，仍然是不合乎时宜的。苏东国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意味中国也已经融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体制。尽管中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有相当多的共同性，但不是这种共同性而是中国与它们的差异性突显了“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12}.

许多鼓吹“全球体系论”的中国学者目前处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在那里炒一些陈旧的命题与观点——例如现代化、社会转型等，恐怕连博士论文题目也开不出来。因此，对于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相对超前的观点，应当充分给予“同情的理解”。可以把他们视为中国学术界派出的侦察兵，但不能希冀其充当诠释“中国问题”的主力军。解释世界可以海阔天空，让思想自由翱翔；变革世界则受到传统和现实的束缚，不能不在人群中反复协调、妥协，谋求达成一种最起码的共识。如果不是自我陶醉于泛泛的“批判”情结，仍然有志于一种具有明确方向感的改革实践，就应当承认“新启蒙”在为中国改革实践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基础方面的价值，并尊重从事这一艰辛事业的老一辈思想家。即使不愿与他们为伍，也不应当嘲讽和贬低他们，消解“新启蒙”的意义。

“全球体系论”者对于既非资本主义又非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寄予了极大希望，对于贴着“新制度”标签的东西就难免轻信。如秦晖所说，当一些中外饱学之士宣称从乡镇企业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后都市文明”“后福特主义”之时，中国的农民们又以民工潮与势头惊人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13}.也有一些同道者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式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14}.“全球体系论”者所欣赏的某些“制度创新”——“鞍钢宪法”“文革‘大民主’”之类，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是向改头换面的“斯大林模式”回归。

观察Sunday, January 11,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