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抉择
   作者：贺伟华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一生？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的痛苦飞去？” （摘自《哈姆莱特》，前揭，页68~69）
   　　 也许这是像屈原这样对自己信念产生了怀疑的伟人也无法逃避的问题。在生与死的抉择中，两百年前的卢梭于孤苦无告中痛苦的挣扎着；哈姆莱特、葛罗斯特、肯特、李尔都备受煎熬的挣扎着。除了屈原，他们都没有选择死，而是宁愿变成“疯子”，宁愿沦为“乞丐”，宁愿“精神分裂”，于是人们感叹：他们居然忍受了这么久，才是一件奇事；他们的生命不是自己的。

   　　 是的，他们的生命从来就不属于自己，他们属于人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活下去。
   　　 哈姆莱特和李尔都经历过人本主义精神的洗礼，都曾经相信过人性的伟大和尊严、善良和理智。然而，在一个没有的绝对精神、没有上帝之国绝对价值的社会秩序中，在一个没有了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与制度的世俗生活中，人性注定堕落为恶。在这里，以道德为基础的宗教及公共理性成了建立社会秩序与规范的基础。
   　　 哈姆莱特疯了，因为他第一次以人的眼睛看到世界的混乱；李尔王疯了，同样因为他第一次以人的眼睛看到世界的荒唐。在哈姆莱特眼里，世界是一座庞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囚室、地牢。只有对于那些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善恶可言的人，这个世界才不是牢狱。区分善恶的人成了这个世界的囚犯、没有伴侣的零落者；他的眼睛被当作灌园的水壶，去浇洒秋天的泥土。哈姆莱特和李尔在这场觉醒中领悟到什么？人性的邪恶、肮脏和怯弱。哈姆莱特对人类再也没有兴趣，人就是肮脏的尘土，根本没有高贵可言，“不过画上的图形，无知的禽兽”。连美德也不能熏陶人的邪恶本性。哈姆莱特甚至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也感到了厌恶。那些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丑恶的人如果不挖去眼睛，不幸的人类如何活下去呢？一旦所有人在恶的世界中都成了瞎子，就只能靠疯子把挖去眼睛的人从绝望的境地解救出来，但疯子却只能说：我不是上帝，我何能拯救你们？因此，西方人本主义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一旦离开了上帝，也将把人类引入歧途。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之所以悲惨，人类之所以变得孤苦无告，不过因为失去了变为肉身的上帝对人类苦难灵魂的拯救。
   　　 哈姆莱特为什么非发疯不可？很明显，本来是上帝的负担---整理乾坤，如今落到了终不免一死，终不免有恶的凡人身上。爱没有上帝的支撑，能抗拒恶吗？因此，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讴歌“上帝永恒”。为人类灵魂及道德实践树立了绝对价值。当人们为此世的苦难找到根据，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归宿之时，人们变得既不疯、也不狂、更不会自杀。请问，我们有必要惧怕宗教吗？即使为了重建人类的社会伦理与道德，我们也离不开构筑人类灵魂的宗教，在此世，离开了上帝的绝对无私关爱，离开了上帝的警示，没有了对来世报应的惧怕，人将什么恶都敢做，人将不成其为人，人性自相残杀的丑恶本性将暴露无遗，人世间由此而变成地狱深渊。
   　　 因此，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接纳任何一种宗教，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仁义思想及道家的逍遥精神；但是，作为现代文明科学理性的产物，在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中，我们又得排斥任何宗教。当然不能用毫无人道关怀的儒家王道思想作为我们政治制度的根据。从古到今，王道历史早已嘲弄了王道理想，幽、厉以来，长达几百年的血腥统治，早已给奉天命的圣王抹了黑。屈原的“问天”不是已经问过王道历史的残酷和不义？而屈原遭遇到的信念困惑又在嵇康身上发生过。深谙秘密性王道政术的“司马氏集团”用暴力和权术夺得了政权，嵇康目睹篡位的每一过程，体会到王道政治的残酷、虚妄、不义，体会到人生的祸福难测。礼乐教化原来是王道秘术的工具，即使王道政治本身也无法克制人间残酷，所谓“天人合德”的道德有何正当性？
   　　 道德解体，善恶无凭，剩下的便只有人生苦涩、生命无常的生存虚无，嵇康靠什么来安心置身呢？发疯抑或自杀？嵇康接触了老庄思想。老庄的思想能使人在残酷、虚妄、不义的世界中活着，这真是很诱人：徜徉于山水之间，放荡于形骸之外，纵赤情而篾礼俗，任己性而随意行。为什么非要疯呢？遑论自杀！仅靠老庄的思想，不知挽救了多少觉醒的所谓君子的生命。然而，如果恶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回到朴质的道家“超然物外”思想就可以把现实的恶超越掉吗？人世间的眼泪、叹息、哀号、呼求决不可能靠恬然鼓腹、从欲为欢来消除？逃避不可能匡复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