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诱惑、暗箱操作换来的究竟是什么？
   
   作者：贺伟华
   【提要】：曾经有民主人士出来求情说什么用钱私下了断，这让我大跌眼镜。公开的名分必须用公开的忏悔与坦白来完成，又岂能暗箱操作？又岂能由他人越俎代庖、主持所谓的“公道”？我想六四受难者家属如果不能针对政府的私下赔偿而进一步提出公开忏悔与认错要求的话，这种人情关系、私下了断对受难者是蒙羞、对追求正义的人民是耻辱、对国家的民主事业更是无益。而我的个案更是如此！私下的利益交换换来的是金钱对人更深层次的侮辱与对人性尊严的践踏。
   

   【正文】
   当我手指敲打键盘，撰写这篇文章时，我想最最紧张的是那些时刻监控着我电脑的“同胞”。他们或许在想：“前天还好言好语相劝，才休息了一天，今天你怎么又写起来了？”
   
   大概是看到我前些天写的《无法收场的悲哀——强权者的恶梦》这篇文章，国安大队的“同志”们，好不紧张的再次登门拜访、问寒问暖。国安大队长不无感慨的说：“你的命真苦，在苦难的命运面前，你却在反抗！”当时的我，并不想说明什么，只是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够换位思维，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了？难道仅仅是我的命苦吗？比我苦的人多得很，只是因为怯弱、屈服与忍辱，他们才苟且人世、淹没于记忆。而我却成了一个例外、一个特例，因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精神与不屈的反抗意志成了特例，才引起如今国安“同志”的高度“同情”与换位思维。
   
   我想现在痛苦与不安的绝不是我，看到《无法收场的悲哀——强权者的恶梦》这篇文章以后，许多的当事人感到惶恐与不安才是真的；惧怕事实真相的揭露、惧怕道义优势的丧失、惧怕社会同情与支持丧失才是真的。
   
   自我忏悔、公开真相而乞求原谅对强权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堪忍辱下对过往罪恶的招认。中国只有被践踏者的屈打成招、只有弱者对强者的摇尾乞怜，那有这种被绑架者对强盗的公开叫板与羞辱？当人们看到某些妖媚女子轻易的跪在强权者面前摇尾乞怜、乞求同情怜悯时，你绝对不要幻想她有朝一日会跪地哀求受害者给予她以渴望。你只能想象她模仿强暴者的神情在受害者面前狗模狗样的跋扈飞扬。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在台面上死要面子，在私下里则什么都不要。
   
   最近，一个演艺界的女人自曝其色相贿赂导演的内幕而勇敢的挑战了影视圈的地下“潜规则”，这并没有给她个人带来更深层次的人格侮辱与不堪，她不仅由此而如卸重负、自我升华与净化，而且还告别过去，从此坦荡做人、从新开始。由此，她有了崭新的人生，一个年轻的博士生为她的真实与勇气所感动，而求爱于她。
   
   作为女人，即使曾经屈服于中共狗官的威权而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情；即使服从于地方恶霸而曾经参与对思想异端的迫害；即使在北京驻京办从事过地方贿赂中央的性贿赂勾当；即使配合中央与地方贪官开展遣返访民的非法工作。这也不是什么大过，如果也像张钰一样也来个勇敢的揭露官场黑幕与地下“潜规则”、告别江泽民肮脏时代，配合胡锦涛揭露腐败与权色交易，这不仅仅是改过自新的忏悔，而且还是与时俱进的现代时尚与潮流，张钰能做到的，相信其他人都能做到。
   
   在此，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自我忏悔的同时，也希望人们能够从权力与金钱异化的人格中解脱出来，摆脱传统党文化的无形控制、获得人性的彻底解放、获得思想的自由、获得心灵的平静。公开回忆、忏悔、反思过去，开始崭新的人生，这才是一个有信仰的现代公民应有的选择。不然，又如何获得受害者的原谅？
   
   然而，现实中我所看到的却是国安的再次上门；是利益与机会的诱惑，是暗箱操作的渴望，国安把我邀请到发明者广场畅谈、交心，并突然之间，对我荒废十多年的专业技能与发明成果有了某种让人费解的“兴趣”。
   
   投资、办厂、当老板！说得好不轻松，我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八七年那些岁月，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了所谓的“特殊人才”，然后是“重用与机会”。其实都是欺诈！当然，这次不同于以往，包含了许多无可奈何与情非得已！而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真诚。但是，他们是否想到，利用权力资源，给予机会与剥夺机会同样是有违于我的原则。人们至今无法理解我的思想，他们无法想象我当年为什么敢于与强权争利？他们更无法理解，我今天为什么却不为利益而动？当国安提醒我不需要写文章那么累，只要你买几张彩票就能发财时，我感到好是荒唐。不光我从来不存这种非分之想，即使你特意暗箱操作，我也不耻这种肮脏行径。
   
   同样是人，同样具有同等的尊严与不可侵犯的主体地位，为什么有些人被强制剥夺了许许多多的机会？为什么有些人与生俱来好运与机会独享？这种制度的不公、特权的支配与强制，导致了多少利益的冲突、人间的不幸与仇怨？当强权撕毁合同时，契约伦理没了、人间诚信与信任没了、机会均等的社会公正没了、个人的尊严与主体地位没了。有的只是资源与机会的垄断、强权者的恩赐与任意剥夺。
   
   人间不幸与灾难由此而起，强势者如果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明白收获的幸福来源于奋斗、来源于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追求当中，那么，更多的人间不幸将在争夺与清算中产生。
   
   人性的异化从此开始，人不再成其为人，而是权力的依附品。这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疯狂追逐与人身依附的根源，受惠于被践踏家庭长辈的经历，我得以从父母的遭遇中看到这制度的不公与邪恶。曾经多少次，单位无论是评优、加薪，还是转干与提拔，父母总是自量的表现出高姿态，恭恭敬敬的把一切机会转让给强势者。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幸运与机会。与其毫无意义的争夺，不如知难而退。当时幼小的我已对这种现实的不公有所思考与追问。
   
   记得是上世纪九三年期间，省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与我取得联系，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精白红薯粉丝机械化生产培训，并双方签订了合同：由研究所在省城长沙提供培训场馆、设备与辅助资料，由我出面培训授课。每培训一个学员，我获得培训费两千元。合同虽然如此签订，但是研究所出尔反尔，一没有提供在省城开展培训的场馆，二却仅用两千元钱就想骗得我的秘方。当时科研所派一个教授赶到耒阳，然后双手奉上两千元人民币。让我马上陪他一起赶到祁东白地乡（地址有些记不清楚了）开展实地培训，我们马上奔赴祁东，在路过衡阳市科委时，该教授让一个叫小毛的科研人员上车，然后是这小毛的自我吹嘘，然后是该教授的开门见山的宣称：今后省城开展的红薯粉丝培训工作改由小毛负责，你小贺是搞科研的料，这个机会应该让出来。然后是在祁东白地乡让小毛和我住一个房间，私下乘机偷盗我的添加剂进行分析，然后是越俎代庖而由他来主导实地培训。还没有到长沙开展一天培训，我已经被有预谋的彻底边缘化了！当然这是毫无诚信的刻意撕毁合同。我把我带的添加剂全部倒入水沟后，把真相告诉当地农民后离开了祁东，农民第二天赶到了耒阳，参观了我主导创办的第一家粉丝厂。当然作为惩罚，研究所的两千元培训费被扣押，研究所也不好意思讨要了。
   
   这就是权力主导的合同欺诈与愚弄，它根本就没有诚意给你机会、与你合作，却明捧暗杀的制造这种陷阱，企图仅用两千元钱破坏你的声誉，断送你一辈子的科研合作、技术转让生涯。
   
   后来耒阳煤炭购运站也是以省领导喜欢吃红薯粉丝为名找上门来，给我“机会”！陈经理亲手送上三千元技术转让入门费，然而，办厂筹建工作开展才四五天，他却突然单方面中止合同，说省领导现在不想吃粉丝了，因此合作中止。当权者就是这样的无聊，他们垄断着一切的资源与机会，让所有的人服从于他们的意志，而任意剥夺受害者的一切机会。他们无法理解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机会均等、平等竞争与个人奋斗是如何创造财富与文明的，在此，剥夺或给予一个人以机会就意味着他人机会的丧失，就意味着不公正，其所得与所失都系非法。他们仅在权力之中寻求对资源与财富的转移来体现自身的价值，这又导致了多少财富掠夺与社会不公？
   
   今天，国安的“无微不至”与机会赠送，既是非法，也是对他人机会的剥夺。这种强权暴政的恩赐，小民既不领情，也“愧不敢当”。问题解决的关键，既不是财富的赐予、也不是有辱尊严与人格的色相贿赂，而是公开坦白过去所暗箱操作的一切，就像曾经的日本天皇，面对历史的深渊，无条件投降而进行彻底的反思与忏悔，舍此别无它途。
   
   曾经有所谓的民主人士出来求情说什么用钱私下了断，这让我大跌眼镜。公开的名分必须用公开的忏悔与坦白来完成，又岂能暗箱操作？又岂能由他人越俎代庖、主持所谓的“公道”？我想六四受难者家属如果不能针对政府的私下赔偿而进一步提出公开忏悔与认错要求的话，这种人情关系、私下了断对受难者是蒙羞、对追求正义的人民是耻辱、对国家的民主事业更是无益。而我的个案也是如此！私下的利益交换换来的是金钱对人更深层次的侮辱与对人性尊严的亵渎与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