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之下，人们相信一切都不可改变也不必改变，由于有太多可玩、太多迎接不暇的现实供给和身体消费，所有人间情事都可以通过交易赎买、现成收购，都可以依赖于各种介质复制传输，因此人们只管接受，只管按照技术化中介流水线批量提供的角度予取予舍即可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反应，其前提是效率优先、数量至上，既不必有灵魂的颤粟，也无需原理性、逻辑性的深思即可作出符合口味的全息判断。所以说现代人由于沉湎于资讯焦虑，迷信于市场全能，因而在感官“幸福”指数一路飚升，眼界无度拓展的同时心灵已失去重力，失去了疼痛感，既缺少独立自在的内心表达，也不必有深邃的课题辩争和求证，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一切关乎人类处境焦虑与冲突的经典表述都将随着乐感化“时代主题”的侵蚀而应付阙如。这时候悲剧已经淡出，审美已经疲倦，即使是暴力屠戮这种血腥性、破坏性的社会罪孽，也常常因了技术化的筛选置换而更多地显示出游戏性的元素，其结果是让人们因此见惯不怪从而无动于衷，进而将一切残酷的生存争讼都当作夸张的剧情予以宽恕和认可，这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话：“这个时代一切都被谅解、被允许了”！
   
   至此，人们其实已不太会感觉抑或感觉已经被代替，灵魂已无关紧要，所以不会再有椎心的刺痛和亢奋的体验，面对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厄和现实中日日遭逢的不公不义，人们既无需亲临现场作即时性的“发言”，也就自然缺乏体己度人的良心与道德问责，因为现代传媒借助话语操控权早已为受众作了折衷化的技术处理，所以它总是让我们在不断升级，不断更新的界面中日复一日地消受着纷至沓来的虚拟化情境，而我们则因长期被引导、被牵制然后习惯性放弃“实地历险”的冲动和热情，从而无法与切实的经验正面相遇，其结果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将“镜象”当作实景，当作客观发生的真象并以其表征作为思辩和判定的依据。所以，有学者不无焦虑地指出，缺乏现代普适价值如信仰救赎、人本关注以及生命伦理尊重等真正具有文明内核的现代化，其集中体现的是对技术的过度倚重和公共权力对个体意志的替代原则，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技术现代化的植入不仅没能为后发国家拓展出足够的个人权利表达空间，反而因技术在公权领域被滥用而使极权主义对社会和公民的操控整合更显驾轻就熟，最终衍生成虽有繁荣光鲜的盛世幻影，却无法从个人的维度生发出具有建设性的文明法统和道统。
   
   在如此现代化之下，人们总是被替代、被包办，总是最易被各路权力把头据其统摄意图率性分化组合，并充分利用其高位优势对社会资源进行于己有利的“市场化”配置，使得新技术运用往往被具有超强赎买能力的公权组织或个人所操纵。由此，公共资讯也必然倒向现实中的强势而成为极权主义的私器喉舌，从而跟风协从积极参与对公众知情权的剥夺和屏蔽，这不仅使得去真存伪的专制意志能够大行不避且屡屡得逞，还因为有公器护驾所行使的行政干预显得正当而又底气十足。至此，人与人之间不断被分割碎片化为互不关联的无结合力元子，被按城市街区、单元房，以及由权力中枢和资本寡头定制的单位或组织分门别类编码，然后各就其位“偏安一隅”独自经营。由于现实已经倒置，真实感已随着电子视频的“移情教化”而远离实际生活场域，所以人们宁愿贪图安逸自动“弃权”，宁愿陶醉于虚拟世界自足于个人主义的当下娱悦，从而有效化解人际之间直接的碰撞可能带来的冲突，故意规避现实的刺痛并以此消除亲历世事的千般风险。既已如此，世道的纷繁和社会的责任承担必然被推咎、被延宕，个人之于社会的“作为”也就只需对现存秩序采取妥协性的立场然后有选择地理解并接受它，面对日日更新的物欲催化和“睹人成物”的市场喧闹，人们尽可以秉持着与己无关的从容淡定地看待一切，从而以不经意、不追问的清醒与之保持合度的距离，这样就能心安理得陶醉于私性的甜蜜然后按揭消费得来不易的即时性的人生。所以，赫胥黎曾担心现代人由于太过依赖于器物，太过迷恋于发达的资讯，因而容易将人生的全部诉求托付于的市场，托负于当下一切现成的“替代物”，从而让感官需求和游戏性质的价值取向将人的神性消解颠覆，最终被极端权极力挟消费主义凌驾于一切之上并主宰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维度。

   
   至此，面对“现代化”多功能全方位输入，人们所获得的已不仅仅是信息、不仅仅是大宗量的货物和高效快捷而又方便的生活，随着“技术化唯物主义”对人类生存方式里应外合的整饬和重新排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和交往伦理，一种全新的结合状态，它不仅止于对人的形而下维度进行设计和安排，而是渗透于我们置身其中的所有社会层面，并从属性上改造着我们对世界的体认模式，波特里亚说：“超越时空的物流和信息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舒适和安逸，但它同时也在改变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现代人的精神结构”，这时候，技术已不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是我们所确立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它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看法，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判断。试想，置身于现代社会，当公共领域流行着同样范式的言说，批量生产和消费着无差别的文化与物质产品，我们的思想、感情以及关乎个人的信仰取向都按标准化、程序化批发零售并纳入工程化定量分析和考评时，那种完全基于人在处境中独特而富有个性的表达，切身而直接的经验和个人内在的性灵抒写还能找到现实的聆听者吗？这时候，谁还会穷大象、洞幽微，面对地老天荒直抵人性的本质寻求永恒的去处？谁还会以端肃的心态和智性的坚守拷问自己的灵魂，从而在精神上拓展人性的高度，在更广泛的社会之维奠定人的意义和尊严！
   
   正如勒庞所描述的那样：“集体行动往往因其盲目性而容易将真理和正义遮蔽，容易把理性的洞见灭失在众声喧哗之中”，由于公众意志常常聚焦于眼前的现实成败，所以总是容易被表层的功利得失所引诱。也正是受制于人的这种怠惰品质，人们才总是习惯于不劳而获，习惯于听信主导公共关系的强势话语误导从而自愿屈从于“权力的无知之幕”，所以才常常自陷于无良政客布设的“幸福”罗网，才被政治务实主义所操控然后沦为沉默而无为的庸俗经济动物。在现代化之下，技术和物质主义对传统极权的整容和更新正是利用了人性耽于享乐、不思进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到的已不是直接诉诸肉体的压迫和剥夺，而是充分调动各种技术和资源要素对“替代性原则”的活学活用，将权力的枷锁置换成荣誉、名份和一切仿佛触手可及的现实收益，也即是福科所说的“规训社会”。在那里，我们似乎已看不到权力的公然肆虐，甚至看不到权力的影象存在，突显于我们“境域”的除了论据充分的法条规制之外，便是发展主义蛊惑之下的消费迷狂。正是有赖于如此对现代化的“转移支付”，其便在刚性上消除了极权主义对人的直接控制和由此造成的社会逆动，使得人们因为找不到现实压迫者和直接的诉讼主体，从而只得移情于空心化的犬儒主义以抵消人生的荒谬性和无力感。好在现代化之下一切都太现成、太容易，其显示的正面意义虽则让人获得了身体“解放”，获得了器官的“自由”和舒适，从而最大限度疏解了人类应对生存之重的种种操劳和牵累的同时，但也由此弱化了我们挣脱外在束缚的内在冲突，从而将真正的内在自由和有意义的生活价值从心中放逐。
   
   众所周知，专业分工各就其位的现代“规训化”社会，其在客观上使得每个人都被投入与产出的刚性目标划界定质，它只强调人的工具属性和社会化同一性品质，常常把相似性曲解为事物的本质同构，从而排出个体的差异性，将其简约化、抽象化为谋求社会功利的工具或概念，最终将个体之于社会参与的实证价值消解灭失在虚置化的集体目标之中。这种看似多元的社会无中心主义虽则可以为个人的“无为”和闲散状态提供游逸空间，但却因为不再有抵御价值虚无的精神性努力，不再有本质主义探究和值得肯定的目标坚守，使得我们由于不发问，不珍视精神的启迪，从而人人都只需秉持着习惯和日常的经验，找准当下社会认知度高且能产生边际效应的物质与文化“产业”，并将全部热情和心智投放其中作无济于世的形而下人生消耗，这一方面显示了挣脱上帝之手的现代人理性的夸饰性成功，但其隐含的却是后极权与精英主义结盟对大众的新一轮剥夺性控制和廉价消费。
   
   如此不对称的物质与心智格局长期演化并植入现代性市场竞技，直接的后果便是加剧资源流向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其边际效应还导致人性好逸恶劳和贪婪的品质被激活、被利用，从而使普罗阶层自动放弃思考，放弃个人化的自主经营和建设性的努力，最终完全将头脑简化、将思想抽空，将人的神性灭失消解，由此生发的关于人的社会属性，除了在庸俗化“利权合一”的政治博弈之中作为与个人或组织有利害关联的力量和资源“供体”能被有目的、有计划的选择性关注外，个人生存的维度不仅难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关系的建构基础，甚至与人的命运感和生存处境直接相关的哲学与宗教阐发，也很少涉及个人的内在体验和价值诉求。综上所述，在如此的现代化之下，个人往往被局限于物理量的“工具”性使用价值，其是否被当作人看顾，是否能够得到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一般而言不是基于个人内在的品格和智性的彰显，而是根据其对应的物质收益预期和贡献的大小，才能获得相应的制度排序和人格评价。长期如此，其独立自在的社会学意义只能被遮蔽、被虚置，从而使得个人意志无法延伸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真正“和谐”的社会能动参与者和建设者。
   
   二 0 0 六年八月十五日于麻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