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自由的表达” /郭少坤文集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及其她的意义已经为很多有识之士进行了深刻地论述和褒奖，在次就不再加以更多的评说，我最想说的、也是令我感到鼓舞和欣慰的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主旨的三句话，即“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自由的表达。”这三句话不仅仅是涵盖了自由文化的主旨，更加重要和珍贵地是道出了所有的中国人（不论是思想家还是知识分子，不论是在朝的达官政要还是在野的平民百姓）原本是应该说的而却是无从表达的心里话。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压根就没有人权和自由的封建主义社会，几千年以来，谁见过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谁见过通过自由思想后的创作又能够自由的表达，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中共执政以来的反右和文革，一直到今天的以言治罪，从哪里能看到自由的影子？虽然，现在执政的共产党比较以前的毛泽东时代在某些方面不得不有所收敛，对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控制不得不作出调整和让步，但是，那只能是在无法控制的国外，在国内的控制仍然是有增无减，党对媒体的全面控制使得全国人民仍然只能生活在一种声音之下，所有和共产党不同观点的思想言论均没有可以表达的地方，如《冰点》的被封杀，《南方周末》的多次被整肃，使得舆论阵地对真理毫无坚守可言，所有想反映真实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想者也只能是在无可奈何之际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然，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远在国外以澳洲的袁红冰先生为首发起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以此号召所有的有志于自由民主理想的中国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自由的思想、创作和表达”，的确不能不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创作，不仅是思想者和知识分子的专利和特权，也是所有希望自己想做一个大写之中国人的向往和精神财富价值，遗憾地是在我们中国有多少思想者停止了思想，多少创作者的作品被封杀和藏在见不得人的地方，想当年，袁红冰先生不就是把在国内写的大作《自由的落日》带到国外才得以见天日的吗？想来中国人真的是可悲可叹！因此，如果说“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创作”只能局限于国内人们的屋子里和抽屜里的话，那么，能够给我们提供可以“自由的表达”的阵地也就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了。

说到此，我不能不想起让自己和很多国内朋友足以“自由表达”的《自由圣火》这快令人瞩目的阵地，因为，我不但对《自由圣火》情有独锺，而且可以借此说出自己的感受和理由。

“人贵有自知之明”。说心里话，像我这种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半文盲如果依靠舞文弄墨来生存的话，肯定会饿个半死。但是，我这个当了二十多年军警的一介武夫，而且是一个双残（尤其是眼睛有着严重残疾）的人却要靠着放大镜看书和挖空心思地写“文章”，在为自己的冤屈呐喊和为世道鸣不平，的确不能不强我所难，可我为了生存和证明自己，又不得不这样做，虽然是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美国的洪哲胜先生主办的《民主论坛》上，并无意间收到了稿费，也从此认识了这条对个人两全其美的道路，使我对《民主论坛》和后来的张伟国先生主办的《议报》、一平先生那里的《人与人权》、胡平先生主办的《北京之春》等朋友和刊物均有所认识并为他们对我提供的帮助心存感激，可在最后结识的《自由圣火》和她的主办人袁红冰先生那里，我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支持和帮助，在我的感觉里，《自由圣火》是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阵地，她的包容量和兼容性使我感到前所未有，诸子百家和三教九流均可体现，相同的和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同时发出，言之有物的和意境不到的也可以跃然纸上，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只要是能说明事情真相和实际问题的，只要是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政见的，《自由圣火》都是来稿不拒，尽最大的能力给予刊登，并给以作者不菲的稿酬，显然，这对于我们这些在国内不受当局欢迎的和被逼得穷苦潦倒的人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和难能可贵的帮助。记得，我有二篇文章曾经投给《民主中国》（因为有朋友告诉我那里稿费很高，每篇100美元）由于答复“是一般性评论”而不见用，我在另投《自由圣火》和《议报》后，均给予了刊登，由此看来，《自由圣火》的平民化、大众化以及人性化更加显而易见。

所以，我赞扬《自由圣火》及其她体现的自由民主精神，因为她可以给所有的思想者和创作者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给予了我们充分表达不同观点和思想感情的机会，更是因为利用这块阵地发扬光大自由文化促进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进展。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不同层次的国内外思想者和独立创作者积极投入到自由文化运动中来，聚集到自由文化运动的旗帜下，为了中国的文明进步和自由民主事业而共同奋斗！

最后，也衷心希望《自由圣火》越办越好！并借此机会向辛勤工作的主编袁红冰先生、编辑红线女士暨全体同仁表示敬意和问候！

郭少坤

2006年12月16日星期六

自由圣火12/16/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