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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字提案”：官员谈稳定者以国贼论罪
“11字提案”：官员谈稳定者以国贼论罪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时常听到官员大谈“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稳定”，把“稳定”订为国策，“稳定压倒一切”的谬论。如果此语出自一般百姓之口，无可厚非；一旦出自政府官员之口，尤其是高级政府官员之口，就当以国贼论罪。
官员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如果官员把自己论为一般百姓，在改革年代不谈改革，而大谈稳定，这就可看出官员的“不作为”、不思进取的惰性。一个在岗位上“不作为”的官员也就是不称职，他们必然会阻塞社会发展的步伐，减损民众的利益，这样的官员不是在犯罪吗？
的确，稳定、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不是官员的话题。一旦一个人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分工，承担了具体的社会责任，这个人就不当用普通群体的水平来衡量自己，淡化自己特殊的社会职能。像“职责追究制度”，“SARS”的出现，预防失误，造成了大范围的病疫传播和人员的伤亡，你卫生部长就有责任，就该受追究。一地的煤矿出现严重矿难，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的官员就该负有责任，那些严重失职、不作为的官员就当接受法律的审判。一个地区经济落后、法治秩序不健全、社会和谐度差、不能实行普选、实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追究制不可能怪罪人民的素质低，地方的基础薄弱，寻找种种借口推卸官员的责任。官员的责任是推不掉的。以超出普通民众的要求来严格要求官员，把官员例外于普通民众，是人类社会先进文化的准则。在改革开放的时期，民众谈稳定属于正常，不属于犯罪。你官员谈稳定就不正常，就属于犯罪；在反抗侵略者的抗战时期，民众谈妥协、和平就属正常，不算犯罪，你官员谈和平就属犯罪。
陈嘉庚①先生在国民政府参政时期有个著名的“11字提案”。被邹韬奋②先生称赞为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941年，邹韬奋先生在《华商报》上连载文章，以《“来宾”放炮》为题，列举提案内容，其中以11个字概括了陈嘉庚先生的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陈嘉庚先生率先把“官员”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在1938年的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前夕，提出了“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嘉庚先生身在新加坡，作为经济界“努力国事，信望久著”的代表，被遴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员。参政会秘书处电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出席会议，由于忙碌，无暇回国，陈嘉庚先生便向重庆国民参政会发去电报，对不能出席10月28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向秘书处请假，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三个提案，原电文如下：
重庆、参政会
议长、秘书[长]公鉴：
东电（十月一日，参政会请陈回国开会之电）悉。庚因事未赴会，甚歉。
兹有提案三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一、日寇未退出我国之前，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
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长我民族雄武精神。
陈嘉庚 叩 有（10月25日）③
抗战以来，国内官方就一直存在着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和平派。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及国民参政会的议长，国民政府的二号官员，主持后方政府的工作。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深入，汪派势力逐步公开化。他在接受路透社、海通社记者采访时说：中日“和平”只是迟早而已，“吾人愿随时和平”，“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之条件而定”。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报刊杂志上关于“和平”的呼声连篇累牍，成了主流。陈嘉庚先生针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政府官员的“和平”言论，尖锐地提出了其言行的本质—误国误民的汉奸国贼言论。
汪精卫是怎么解释其“和平”主张的？
在给陈嘉庚先生的电文上，汪电说：
深感先生主持正义爱护友谊之盛意，中国为抗侵略而战，故对外向无拒绝和平之表示。去岁比京会议，主张调停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际遂决定日本为祸首，而援助中国。今岁国联大会，援引第17条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中国接受而日拒绝，国联遂决定对于日本实行第16条之经济制裁。凡此皆证明日本为戎首，中国为抵抗侵略，故能博世界之同情与援助。盖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否则，中国自无接受之理。中国之立场如此，决心如此，光明正大，绝无丝毫屈服之意，侨胞误会，尚祈开示为荷。④
汪精卫的和平理论令陈嘉庚先生震惊，抗战局势正处在紧急关头，而大后方中心的重庆政府，妥协和平的言论却占了上风。陈嘉庚先生决定指出政府官员的这种和平论调的危害性。在接下来给汪精卫的数封电文中，陈嘉庚先生说道：
比京会议，国联大会，诸代表居在客位，任何时可以发和平意见，但无论诚伪虚实，均不致影响抗战力量，动摇我抗战决心。若先生居重要主位，则绝对不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系至大……
陈嘉庚先生这里指出了官员与其他人不同的区分。首先，“居重要主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系至大”，不比一般百姓，其言论影响的范围有限。其次，官吏只能言有利于“兴邦”的话语，绝不能言“丧邦”的语言。何谓兴邦的话语？何谓丧邦的话语？“兴”就在于倡导改革开放，步子要大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思想要在解放一点。“丧”则是指丧失了进取精神，求稳定。其三，官员属于公共人物，他们更多得是要考虑民众的长远利益，而不是考虑眼前的利害得失；更多的是要考虑坚持社会正义，而不是考虑社会的经济指标。在外侮当前，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受到了威胁，官员就不能谈和平。若言和平必挫伤民众抵抗外侮的士气，民心必瓦解，法统必散失，外侮内乱必随之而生，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上，在面对着外侮是战是和上，总有官员主张妥协和平的。最遗臭万年的就是南宋官员秦桧。在金朝与宋朝之间的交战中，时任宰相的秦桧力主与金朝求和。他压制抗金将领，答应向金称臣的条件。金兀术写信给秦桧说：“必杀飞，始可和”。即要秦桧杀掉抗金名将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1141年11月，宋、金签订和平条约。那年是南宋绍兴11年，所以称为“绍兴和议”。这个和平条约规定：东起淮河，西至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以北土地永归金朝统治。南宋皇帝向金称臣，每年贡献25万两银，25万匹绢。
远避战祸，向往和平其实应当是所有老百姓最高兴、最喜欢的事。尤其是在封建专制帝王时代。老百姓图的就是一个太平世界，谁来做官做皇帝，是汉人当皇帝还是蒙古人当皇帝，或是满人做皇帝都一样。不就争个座位吗。为了一个座位引起兵燹纷争，大动干戈，最遭殃的是普通老百姓。
民众需要安居乐业，民众盼望稳定久安，民众热爱和平，拒绝动乱，拒绝战争。
如果是这样，秦桧为百姓作想，为人民做了一件流芳千古的美事。汪精卫热爱和平与广大民众想到一块去了。可以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如此而来，把秦桧、汪精卫之流定为“汉奸国贼”，视为民族罪人可能就有失偏颇了。
怎么解释热爱和平的秦桧、汪精卫之流的价值观？怎么理解“凡公务员谈和平（稳定）概以汉奸国贼论”？
首先，我们当看到，秦桧之流并不是为老百姓的太平生活作想，而是为南宋皇帝的偏安作想。老百姓本来服侍一个皇帝及其一大帮官僚负担就够沉重了，“绍兴和平条约”的签订，老百姓不但要负担汉人的皇帝，还要负担女真族的皇帝。“苛重的赋税比旧额增加了六、七倍”。⑤老百姓是得到了和平，生活却极端困苦。这样的“和平”于谁有利呢？
其次，重要的是秦桧陷害忠良，践踏了人类的良知和正义感。秦桧为了议和，便执行了敌方的议和条件。他派他的亲信诬告岳飞曾给张宪写信谋判乱，还说信已经被烧毁。南宋朝廷就以“谋反”罪名，把岳云、张宪和岳飞逮捕，随后被其杀害。另一个抗金主帅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有什么罪？秦桧说：“飞子云与张宪书显不明，其事莫须有（或许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⑥
其三，官员在抵御外敌侵略的战争期间言和平必定影响民众的士气。国难当前，中途妥协，必定对民对国不利。如“绍兴和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说，年年的贡赋加重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还使社会丧失了清洁明媚之气。汪精卫以政府主政官员的身份谈和平，不但扰乱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抗战视听，更重要的，把他订入历史的耻辱柱的是他投降了日寇，彻底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国家、背叛了做人的根本。即向往自由，反抗奴役。
三
外侮未退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不得谈和平；改革开放未完成之前，凡公务员不得对任何人谈稳定。正如《公务员准则》上的规定：凡公务员不得做或言谈有损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事。如不准攻击国家法律、法规和国策；不准带头干扰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不准损害国家政府的正义形象等等。现代行政学的理念表明：公务员与普通民众的身份不一样。除了作为一个公务员，其公德意识、法律水平、人权意识、职业能力要有相当的要求外，公务员面对着民众他代表着一个国家政府的形象。他必须遵守职业行规，不能把自己混淆为一般民众。也就是说，一般民众可谈的某些话，公务员不能谈；一般民众可做的某些事，公务员不能做。例如，外侮未退之前，除公务员外，任何人都可以谈和平；改革开放未完成之前，任何公民在不危犯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可以损害国家利益（即限制国家权力）；公务员不得批评攻击国家法律、法规和国策，任何公民都可以批评攻击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国策（即公民行使批评、监督权）；公务员不得带头干扰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任何公民都可以依照“自由结社、集会、抗议、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干扰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
为什么公务员手册必须以非普通公民的要求来要求公务员？
1、 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抗战时不得谈，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和平时期不得谈，可能不被一些人认同。我们试想一下，一个由纳税人供养，为民众谋利益的公务员，在和平年代大谈和平，而不去考虑其他问题，不求有所作为，这样的公务员似乎有点多余。
和平年代大作和平文章，让人想到一则成语：“画蛇添足”，或者是帮闲文人。民众有许多亟需解决的生活难题，或者是社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你不去解决，你却在那里大谈“形势一片大好”、“和平繁荣”景象的高调。这样的公务员，不干实事的公务员，只会误导民众；愚弄民众的公务员要他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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