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千百万年以来，从不改变她博爱、宽恕、无私、热情、平等的禀性。她没有嫌弃过任何人，歧视过任何阶级，暴虏过任何派别。

   我害怕我的国家、我的政府。我的国家千百年来的历史让我失去了对它的信任。千百年以来，它实行官本位，皇权思想严重，狭隘的地域观念、血亲观念、姓氏观念一直占上风。国家建立在朝代更替的霸权争斗之中，以权力的追求代替了真理、正义的追求，以国家的位置僭越了祖国的位置，以政府的集权强夺了自然法权，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着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合法伤害权。老百姓、各社会团体、派别、阶层，在不受制衡的国家强力下都变成了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我们的先人、父祖辈、我们自己，都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成为不同朝代的国家钦犯。我担心，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将永远逃脱不了国家权力的伤害！

   由于我们错误地喜欢人治，不追求法治；由于我们被误导于求助圣贤而不求助于建构规则──我们国家暴力机器变成了赋敛集团谋取暴利垄断权的工具，广大的老百姓被改造成贱民，成了强大国家机器的润滑剂。

   人不是神，也不是圣人，而是个无赖。如果相信人的话，不管任何程度的相信，我们都不可能建构起律法制度。在人与法之间，假设为一个两难选择题，我们选择什么呢？我们唯有放弃对人的信靠，反身求助于建构游戏规则，这才是我们的希望。即使这是一个假设，我们也要行这假设。因为，相信人已经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国家只是一个工具、一个符号，是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让渡出一部分权利所组成的强力机构。这种集中的权力，肯定比所有个体的权力都大。权力天生就趋向残暴。老百姓有句俗话：“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就是这个意思。而不受制衡的权力，必定要危害弱者。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论法的精神》，张碓深译、商务牌、1961年，154页）

   国家有趋向作恶的一面，同时，也有可用来为人民造福的一面。国家是必须存在的恶。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恶？

   民主人士与共产主义者不同：他们不要求消灭国家、而是要制约国家；不是要推行一个中央极权国家、而是要规划一个分权有限国家；不倡导热爱国家、而是要警惕国家；不是要相信国家政府、而是要质疑国家政府。他们要在保持永远的对国家不信任感中，去使用国家这个工具。国家存在一天，警钟长鸣一天。

   爱国只能爱祖国，绝不能爱国家。国家是世上最容易变更、最不完善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国家作恶，实行不公正、不平等的政策，盲目热爱国家的人，就会听任国家作恶。唯有热爱祖国的人才会关注祖国的安危、祖国的荣辱、祖国的正气，才敢于阻止国家作恶。

   面对国内，更何况说国际社会出现的残暴人类、邪恶文明、侵犯人权的非正义事件，那些可以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绝不是爱国者。那些面对国内、国际弱势群体的不幸苦难、贫穷、受歧视的处境可以无动于衷、不闻不问的人，绝不会爱祖国。

   真正的爱国者，她或他必然也爱全世界、爱全人类。爱全世界、爱全人类的人，没有理由不爱自己的祖国，而爱国家的人不一定爱全人类，不爱全人类的人怎么会爱祖国呢？爱祖国是一种终极的爱，爱国家是一种功利性的爱。而，终极的爱是永恒的爱，不会改变的爱；功利性的爱是随时在变化的爱、趋炎附势的爱。

   爱祖国如同爱世界，是当代一个公民的情怀。爱祖国使我鼓起勇气去面对可怕的国家，踏上了一条以微弱之躯去追寻制衡国家的历险道路：控制政府官员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制约国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孔不入、万能的、人民惧怕的权力；质证国家合法的伤害权。

   这项宏伟的工程，考验着我们的爱国心，呼唤着无数不惧艰难险阻的勇士，需要千百万有理性、爱自由、爱民主、崇尚法治、认同人权的公民共同努力奋斗。

   热爱祖国的人们，来吧！我们共同努力去奋斗！不愿做臣民、工具的人们，来吧！我们共同努力奋斗！惧怕我们国家的人来吧！我们去降伏国家！（2003年5月于狱中）

   （廖双元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