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设立界限的人们 致贵州的维权勇士
   
   
   
   2005年12月13日，上午9：00，接着星期一的询问，我继续前往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接受询问。这次接受询问的还有黄燕明我们两人。我和黄燕明约好，在市局大门口会面，一同前往。

   
   当我们进入国保支队10层楼的地址后，我与黄分别受到国保支队正副队长的接待。我与支队长进了支队长办公室，黄与副支队长进了会议室。
   
   在询问中，公安继续声嘶力竭地追究“贵州公民首届国际人权研讨会”为什么被宣布禁止以后还要召开，和有关这次活动的横布标、照片的下落。我说：“研讨会于8日结束，我们尊重执法机关的‘告知’，横布标、照片属私人物品。如果你认为是非法物品，可以出据法律文书，这样，有说服力可以把它们交出来。”公安说：“只要交出来，我们会开出收缴法律文书。”我说：“没有凭证就无能为力了。”接着的问讯中，公安说道：“本来你们12月8日晚的闭幕式是搞不成的，那天晚上我们完全可以冲进会场，强行驱散阻止你们……”。
   
   好一个“强行驱散阻止你们……”，多么令人惊心动魄和让人深思啊！
   
   要知道：一边是顶着两千年形成的专制大一统体制，以民间公民维权的形式对抗国家权力，努力建构一个公民社会存在的空间，正在开展一个十分有历史意义的民间人权研讨会；一边则是为维护大一统的专制体制，扼杀一切异已力量于“萌芽状态之中”，国家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和神圣不可藐犯的权威，正集结警力于会场外，等候命令。一边决定以公开、理性、合法、非暴力的方式维护人权的神圣权威，质疑国家权威，限制国家不受制约的权力，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正在群集热情的参与人权集会；一边则是不断施加压力，发出警告、禁令，甚至不惜党政配合上门“关心”异议人士家属。一边剑拔弩张，最后悬崖勒马；一边合理合法的抗争，最后有宽容妥协。贵州首次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和欢庆国际人权日的庆典活动，尽管有令人遗憾的地方，还是在良性互动的氛围中成功结束。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贵阳的公安比10年前是有了变化，我们能够在相互告知中举行民间人权活动，在大陆中国的确是个案。尤其是在12月8日晚上，当我们接到国保支队口头上的3个决定：即1、必须马上停止一切与人权研讨会有关的活动；2、如果不听打召呼，一意孤行，我们将坚决取缔；3、事后，我们将追究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对触犯刑法的，我们将严惩不贷。在得到这样的告知情况下，我们顶着被弹压的风险，照旧进行已经安排好了的会议日程。而公安们则在会场外集中待令，直到晚10：00钟左右，我们散会，双方平静的结束了一天的事项，彼此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越位、缺位犯规的重大行为。
   
   我们承认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认为国家权力当是有限的，受宪法、受公民权利制约的；我们质疑国家的绝对权威，树立保障公民权的绝对权威；惟有公民权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承认我们要用人权、法律来制约国家权力，并依此来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我们要的是有限的国家，权力受制衡，“小政府，大公民社会”的国家，而不是“大一统”的国家。国家是必须存在的恶。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以侵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国家权力的恶意膨胀。给国家权力设立边界，望握有国家权力者悬崖勒马。如“赵昕茂县被打事件”、“贵州首届公民国际人权”活动，就是两次成功地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设立界限的个案。
   
   只是，在大陆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一党专政的国家，要逐出无孔不入的国家权力，限制恐怖的国家权力，禁止国家权力越位，给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设立警戒线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事业。我们希望从这样无数个案之中逐步驱逐绝对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国家权力，还政于民，还权于民。
   
   绿色文化者 陈西
   
   12、22、2005
   
   
   (首发于《观察》)